弔民伐罪：保守主義的主權觀
在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中，主權從來不是暴君無條件的護身符，而是一項維繫文明與秩序的公共信託。其正當性不源於對暴力的壟斷，而在於對內保障基本安全與正義、對外恪守國際社會共同準則。當一個政權系統性地背棄此雙重信託——對內殘酷壓榨致民生凋敝，對外更將國家機器淪為跨國犯罪工具時，其主權的外衣便僅剩虛飾。此時，固守「主權神聖」的教條，無異於為罪惡張目。國際社會不僅有權威，更有責任恢復秩序，此即《尚書》所言「弔民伐罪」：撫慰受苦之民，誅討有罪之君。
一、歷史脈絡：主權的發明與保守主義修正
歷史上，主權並非自古即有。16世紀的歐洲，權力呈高度分散的封建網絡形態。在此背景下，讓·博丹提出主權概念，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化妝術，將中央政權塑造成「絕對而永續」的統治秩序，而非真正承擔對秩序的責任。
保守主義對此進行了深刻修正：真正的主權不是誰擁有最高權力，而是誰能承擔維護秩序、保障民生與延續文明的責任。一旦主權被理解為孤立於責任之外的絕對權力，主權本身便會異化為壓迫的工具。
二、秩序信託：從統治效能到制度約束
保守主義所指的秩序，並非單純的強勢控制，而是一種能抑制任意暴力、約束統治者行為的制度性結構。當政權與犯罪合流，它便在事實上廢黜自身作為主權實體的法律基礎。正當性耗盡的判定，完全基於可觀測、可證明的刑事與制度性崩壞：選舉舞弊、跨國犯罪、國家保護責任的全面潰敗。這些負面事實共同觸發主權的耗盡，使其護盾失效。
三、範式轉移：從「事實統治」到「責任正義」
2026年1月3日針對馬杜羅政權的「絕對決心行動」，標誌著國際政治哲學的一個不可逆轉的轉折點：主權的「神聖性」正從「事實統治」中剝離，回歸其「責任主權」的本質。這場範式轉移終結了長期以來將「有效控制領土」等同於「主權不可侵犯」的形式主義迷思。
在這一新範式下，馬杜羅政權不再被視為一個治理失靈的政府，而被定義為一個穿著國家外衣的犯罪機構（Criminal Organization cloaked in Sovereignty）。當其被美國司法系統以「毒品恐怖主義」重罪起訴，且國家機器淪為「太陽卡特爾」（Cartel de los Soles）的武裝側翼時，該政權已主動走出了文明秩序的護城河。
此次行動的哲學意義在於：它證明了主權不是暴政的防空洞。當政權的本質發生轉化，從秩序的守護者變為犯罪的實施者，國際社會對其主權外殼的剝離，是對文明契約的必要修復。這是一場「司法與武力的道德合流」，宣告了「主權即責任」正式取代「主權即權力」。
四、干預的正當性：文明信託高於形式程序
當國際法程序淪為保護不義政權的「程序迷宮」，對形式主義的絕對堅持，即是對實質正義的背叛。有能力的行為者，基於明確證據與有限目標採取行動，是對失效國際程序的必要補救。
這種干預不預設烏托邦式社會改造，不追求無限國家建構，僅以清除毒害秩序的罪犯、恢復最低限度的安全與治理基礎為目標。這標誌著一種可持續的正義干預模式——對明確罪行的國際執法，而非意識形態輸出。
五、結語：秩序先於權力，文明先於統治
「弔民伐罪」的古老訓誡，為當代主權觀注入歷久彌新的正義鋒芒。主權的終極目的，在於護佑生民。若主權者反成戕害其民、禍亂世界的罪魁，其豁免權自然失效。一個更好的國際秩序，應能區分合法主權與犯罪實體，使正義在必要時穿透作為避罪港的主權偽裝。這並非鼓勵輕率干預，而是強調，當百姓疾苦滔天、罪惡橫行之時，果決的「罰罪」正是最深沉的「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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