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棋局中，烏克蘭戰爭早已超越單純的國界衝突，演變為一場由各方大國利益交織、外部支持與限制深度介入的代理人戰爭。這種大環境，使得停戰的選擇異常艱難：和平從來不是單純的雙邊決定，尤其當外部力量持續影響著戰局走向與國內政治敘事時。
然而，這場衝突的僵局不僅源於外部的介入，更深層次地，它也根植於現代國家制度中，將主權在民單一化並將國家領土神聖化所固有的結構性陷阱。正是在這雙重束縛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深陷泥潭：俄烏戰火持續，國土收復遙遙無期；但若考慮停火或任何形式的領土妥協，他便可能立即面臨國內「賣國」的嚴厲指責。
就在數日前，當俄烏雙方即將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第二輪和平會談之際，烏克蘭卻發動了代號「蜘蛛網行動」的大規模無人機襲擊，深入俄羅斯境內多個空軍基地，造成重大損失。這種在談判前夕，以不對稱方式展現武力、迴避實質讓步的姿態，清晰地反映出他身處於被國家制度所框定的「只許勝不許敗」的巨大壓力。
這種身負公權的處境，不僅是澤連斯基個人的悲劇，更是對現代國家（nation-state）制度中，這種將主權在民單一化並將國家領土神聖化所固有結構性陷阱的鮮活寫照。本文將深入剖析這一困境的根源，揭示從前現代到現代國家主權神話的形成及其背後灌輸的成分，並探討其如何束縛了當今領導者的政治選擇，甚至導致人民為抽象概念犧牲，並引發內部族群矛盾。
一、前現代：主權分散，領土可變
中世紀歐洲、日本幕府，乃至中國封建時期，國家並非抽象的主體，而是由不同層級的主權機構透過血統或盟約的具體組合。領土更像是分層管理的資產，其歸屬可依契約、約定、判決，乃至武力征服而變更。
那時，既無抽象的全體國民統一認同，也無需為領土不可侵犯尋求正當性。主權本身即是分散而多元的，根植於具體的封建領主、城邦或藩鎮。因此，領土變動實屬常態，而非對神聖領土的褻瀆。人民對土地的歸屬，更多是基於對具體領主或王朝的效忠，而非對抽象國家認同或國家的認同。這種直接而務實的關係，使得人們在領土易主時，並不會普遍感到主權受損或國家被出賣。
二、現代國家：公民共同體與灌輸式神聖
現代國家（或稱公民共同體），其概念核心的主權並非天然存在，而是特定歷史時期構築的產物。這一概念的藍本，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西伐利亞主權原則所體現的單一體制下中央集權國家的理想狀態。儘管該原則作為對外外交的基礎並無不妥，但當其單一代表的理念被錯誤地應用於國家內部，試圖將原本分散的權力集中化、單一化時，問題便隨之產生。透過文字、教育、媒體、圖像及郵政系統等手段，這種國家被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像並構造為一個共同體」。這種基於公民身份的集體認同在舊時代聞所未聞，其核心特徵包括：
- 有限性：各國邊界分明。
- 主權性：國家堅信我們是自己的主人，這裡的我們被塑造成一個整體的人民。
- 對內追求同質性：在構築過程中，它試圖將內部多元的族群關係複雜性加以簡化甚至抹去，力圖使公民身份與國家疆域牢不可破地綁定，從而將領土塑造成國家認同的固有符號。這通常涉及對特定族群（如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族群）的同化進程，以強制性的方式達成內部文化和語言的統一。
然而，需深刻認識到的是，這種將國家共同體及其領土神聖化、不可分割化的敘事，很大程度上是刻意塑造和廣泛傳播的產物，並非自然形成的本真面貌。透過統一的教育體系、國家史詩的創作、地圖的普及及媒體的反复宣傳，人們被潛移默化地灌輸一種信念：這個由公民身份構成的國家是獨特的、神聖的，其所佔據的土地更是國家認同的延伸，絕不容絲毫侵犯。儘管對一般國民而言，領土變更對其產權影響有限，正如「買賣不破租」原則，比如，歷史上佔領區的物業的業主基本都能在戰後恢復產權，僅更換繳稅的對象，但這種事實常常被國家神話所掩蓋。這種構築過程往往試圖將內部多元的族群認同同質化，以強化對一個單一國家實體的忠誠。
當主權在民的概念深入人心，人民被告知是國家主權的最終擁有者時，這種灌輸式的國家神話便得到進一步強化。領土不再為君主或封建領主所有，而是被奉為國家象徵和人民的共同遺產。於是，任何變動都會被立即解讀為對人民意志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公然侵犯，進而被詮釋為背叛、創傷甚至賣國。這正是現代共和制度內在的運作邏輯，也是國家主權神話開始深入人心的時刻。
三、主權的本來面貌：功能分層、地域分片與中央政府的角色
與現代國家宣揚的主權不可分割的單一整體截然不同，主權的本來面貌，其內部應是一個功能分層、地域分片、有機運作的複雜結構。我們並非構建這種分散形態，而是要還原它。這種分散形態在許多聲稱單一主權的國家中，其實際運作都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其固有的多元本貌（如美國，其聯邦制下各州、市政府乃至業主協會HOA的運作便可見一斑）。
- 功能分層的主權：主權並非只集中於單一中心，而是根據不同社會功能（如法庭、教會、行會、學校等）分散至相應的機構或組織。每個功能領域皆有其特定自治範圍和決策權，形成獨立的功能性主權單元。
- 地域分片的主權：強調地理區域在主權構成中的基礎作用。主權首先根植於地方社區、城鎮、省份等地理單元。這些地方自治實體對其區域內事務擁有最高決策權，並能根據本地具體情況制定政策。中央政府的權力，正是這些地區性主權自下而上授權與集合的結果。
- 有機結構：這些功能分層和地域分片的主權單元並非各自為政，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依賴，共同構成一個動態平衡的整體。它們猶如一個複雜的生物體，各司其職又協同合作。
在這種還原後的分散式主權觀下，中央政府的角色被重新定義：
- 對內，中央政府是協調人與中介：它負責協調不同主權實體間的關係，整合共同需求，提供地方或單一組織難以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務（如國防、宏觀經濟穩定），並維護整體法律秩序。它扮演的是服務者、輔助者和平衡者的角色，而非主權的擁有者或絕對的支配者。
- 對外，中央政府則是統一的代表：在國際舞台上，中央政府仍然作為一個統一實體出現，代表所有分散主權實體及其集合體的意志和利益。它對外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尊嚴，確保國際行動的一致性與有效性。
這種將主權抽象化為不可分割的單一整體，並將其神聖化的做法，本質上剝奪了地方和功能性實體的自主權，也為灌輸式的國家主義提供了溫床。然而，即使是這些實際運作中保留了主權多元本貌的國家，由於在概念上接受了單一主權和抽象的主權在民觀念，其領土變動同樣會受到嚴格制約，國民也同樣會因此被灌輸。這使得國家在面對領土爭端時，常常喪失了務實處理的彈性。
四、現代「主權在民」的異化：為抽象而戰的悲劇
在現代國家中，儘管理論上主權在民，但這種被單一化、抽象化的主權概念，反而導致個體與主權的實際聯繫比過去更加疏遠。人民往往是為了遙遠的不毛之地而爭鬥，脫離具象利益，反而徒增許多無謂的死傷。
- 主權與個體經驗脫鉤：主權不再是地方社區或功能實體的具體自治權的集合，而是一個由中央政府代表的龐大且抽象的整體。個體難以直接感知、參與並受益於這個抽象主權的運作。
- 領土概念的無限擴張：領土不再僅僅指人們世代居住和耕作的家園，而是被擴大到遙遠、陌生，甚至對多數國民而言毫無直接經濟或生活價值的不毛之地。這些區域的象徵意義被無限放大，成為國家尊嚴和神聖主權的體現。
- 犧牲的非理性化：在這種抽象和符號化的框架下，個體被動員起來，去為那些脫離自身具體利益、甚至從未踏足的遙遠土地而戰。戰爭的動因不再是簡單的生存、資源或直接威脅，而是為了維護一個被神聖化、被灌輸而形成的國家整體和其不可侵犯的領土。這種對抽象概念的忠誠和犧牲，往往超越了理性的成本-收益考量。
- 民意的被操縱：當個體與主權的聯繫變得遙遠和抽象時，所謂的民意也更容易被中央政府或特定勢力引導和操縱。透過國家主義的宣傳，將對遙遠領土的爭奪包裝成衛國戰爭、國家尊嚴之戰，從而激發人民的犧牲精神，即使這種犧牲與個體的具體福祉脫鉤。
因此，現代主權在民的實踐，在某些情況下，反而成為一種異化，使得人民成為為抽象符號而戰的工具，徒增無謂的犧牲。澤連斯基的困境，正是在這種異化下的典型縮影。
五、共和制度的自我鎖定
共和制度設計之初，旨在防止個人擅自讓渡領土，透過民權抽象化和法治保障來維護國家利益。然而，這種基於單一、不可分割主權理念的設計，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構性後果：
- 民意被神聖化：由於主權在民，民意被賦予超越政治理性的神聖地位，成為最高準則。這種神聖性往往與其被灌輸和塑造的國家情緒緊密相連，阻礙了對國家利益進行務實、理性的衡量。
- 政府妥協受限：總統或任何合法政府代表，作為人民主權的執行者，不再能輕易協商割讓或妥協領土。因為任何妥協都可能被視為對人民主權的背叛，以及對被灌輸而形成的國家情感的傷害。
- 「只許勝不許敗」的困境與現實的矛盾：國家陷入制度上「只許勝不許敗」的結構性困境。這種機制源於將主權不可分割、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念根深蒂固，導致任何未能實現完全勝利的局面，都可能被視為主權受損，進而使領導人無法體面收場。然而，國際關係的現實複雜且流動，戰爭的結局往往是妥協、僵持，甚至是兩敗俱傷，純粹的「勝利」多存在於宣傳口號中，而「失敗」在神聖化的主權觀下根本不被允許面對或承認。這種理想化與現實的背離，製造出無數懸而未決的歷史問題和永久性的戰爭熱點，持續消耗著國家資源和國民生命，因為雙方都無法向本國民眾交代「喪失」的領土。
這使得即便勝算渺茫、國力透支，領導者也必須繼續動員、激化矛盾。這種持續的動員並非總是出於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更多時候是源於無法退讓的制度結構，即被單一化理解的主權在民所帶來的不容妥協的壓力，以及被普遍接受的國家主義神話。
六、案例迴聲：中國的困局
這種由單一化主權和國家神話所導致的困境，並非烏克蘭特例。在不同歷史和政治背景下的現代國家，同樣可見其影子。
對於中國政治而言，現代國家理念的引入時間並不算晚，領土不可分割的神話自清末民初便已根深蒂固。即便在不同政治體制下，這種被單一化理解的主權在民理念，以及對國家主權的高度強調，依然是內在的。這種觀念的形成和強化，也包含了歷史敘事和教育宣傳的長期作用。今日觀察台海問題、南海主權爭議、中印邊界問題等議題，無不閃現著國家主權神話的深遠影響，其背後也隱約可見長期教育和塑造的痕跡，使得人類政治失去了中間地帶和斡旋的能力。
澤連斯基的困境，不只是烏克蘭的困境，更是現代國家體制中被單一化理解的主權在民和被灌輸的國家主義等概念所帶來的結構性困境。他的每一步，都似乎是制度所允許的唯一一步。
然而，當和平的代價是無數生命的犧牲，而勝利又遙不可及時，領導者便有責任超越制度的慣性。與其一味以神聖領土的名義把國民送上戰場，不如領導人展現擔當，勇於自我獻祭，終止這場無謂的浩劫。一個真正的領導者，理應在國家陷入僵局時，思考如何尋求務實的解方，而非繼續被抽象的符號所裹挾。烏克蘭的悲劇提醒我們，無論在何種政治框架下，停戰與和平始終應是優先考量。呼籲各方回到談判桌，放下執念，避免更多無謂的死傷，為人民的福祉尋找出路，這才是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