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守主義者
——一個反革命餘孽的自白
在這個革命已成常態、進步被視為唯一正義的時代，我這個反革命餘孽的存在，本身就是異議。
我不相信歷史是線性的。
我不相信所謂進步就是善，變革就是正義。
我甚至懷疑，現代人那種對明天的盲目崇拜，其實是一種自戀的變形。
保守，不是恐懼改變，而是面對代價的審慎態度
保守主義之所以「保守」，不是出於膽怯，而是出於對人性與歷史的深刻認識。我知道，改變社會秩序並不困難，困難的是重建一個能夠自我節制、自我繁衍的秩序。這需要時間、犧牲與敬畏——而這些，恰恰是進步主義者最不願提起的詞語。
我相信：
- 秩序先於自由，自由只能存在於穩定的秩序框架內；
- 責任高於權利，缺少責任的權利，只會導向腐敗與墮落；
- 傳統不是枷鎖，而是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
- 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所有人，包括統治者在內，必須服膺的界限；
- 人性具有穩定性，過度強調教育和制度對人的改造能力，只能帶來摧殘和悲劇。
這些價值，並非出自書本，而是我在現實中反覆思考與驗證後所選擇的信念。
保守主義為何回歸？
「保守主義」一詞，起初是形容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保王黨；後來，政治光譜左移，「保守派」漸漸成了共和制度的維護者。而到了今天，連共和主義本身也已變質為建制左派的護法，保守主義因此再度獨立發聲。
我反對的，從來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被進步主義滲透後產生的那套技術官僚體制與偽道德正統。我支持川普，正是因為他反的是制度的腐敗與寄生，而不是法治與秩序本身。
中文世界的困局
中文世界對「保守主義」的理解尤其困難。一方面，儒家雖是傳統，但是本身帶有「進步主義」的底色——它的政治哲學是教化主義、德治主義與精英官僚體制；另一方面，現代以來外部輸入的文化影響，也同樣以進步主義為基調，包括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現代「人權」論述，其共同特徵仍是理性自負——相信制度設計與知識菁英能導引社會臻於至善。
很多人以為這是因為中文世界沒有經歷啟蒙運動，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經歷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啟蒙——不是走向個人主體性與限制權力的自由傳統，而是與儒家一樣，「啟蒙」的另一面就是的教化主義。無論是科學、民主，還是進步，啟蒙話語本身就延續了儒家傳統的那種「我知你不知，因此我教你」的菁英心態。它只是將「天理」換成了「理性」，將「德性」換成了「進步」，卻同樣帶有改造人心、塑造社會的理性自負。
從本土的儒家到清末渡來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到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建構論，再到今日由NGO與國際學術體系主導的性別、族群、身份政治，中文知識界始終處在進步話語的包圍下。
中文世界因此形成了雙重困局：既無真正反思儒家傳統的權威本質，也未能真正接觸西方保守主義對秩序、責任與人性約束的理解。結果，「反儒」與「反傳統」常常被混為一談，進步主義則以各種新名義不斷複製自身，毫無節制地擴張其道德霸權。
我因此選擇從「我是誰」開始談起，而不是從我反對什麼開始說明。我不掛「反儒」的招牌，並不是因為我不批判儒家，而是因為我相信：一種真正的政治思想，應該能自立其義，而非只是陰影的投射。
我選擇站在這裡，觀察、思考、評論
我不尋求多數認可，也不指望一夜改變世道。
但我相信，思想如果有重量，就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被需要。
當那一刻來臨時，人們會發現，我曾經說過這些話。
我是保守主義者。
不因怯懦而保守，也不因時勢而妥協。
記得過去，守護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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