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共產主義，一個是古代的正統思想，一個是現代的革命理論，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則在中國思想史的長河中呈現出一條驚人的連續線。這條線的核心，是同一種進步主義：以理想社會為出發點，服從於中央集權的國家建構邏輯，並以思想壟斷的方式推動社會整合與制度重構。無論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還是「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其實都指向同一種政治工程：用一套普遍化的教化體系，為一種中央集權的秩序服務。
一、思想壟斷：從「獨尊儒術」到「思想統一」
漢代儒學的興起，並非孔子思想的自然擴展，而是國家工程的產物。西漢中期中央集權初建，需要一套能壓制地方割據、強化皇權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儒家便在此時擔當了角色。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本質是思想市場的國有化——將多元競爭的思想環境收編為單一合法性來源，從而為皇權背書。
這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落地策略如出一轍。20世紀初以來，啟蒙話語逐漸被更激進的進步主義所取代，共產主義在此背景下實現了徹底的思想壟斷。延安整風、思想改造、階級教育，是現代版的「獨尊儒術」。兩者在手段與目的上的一致性，顯示出這不是自由思想的開放競爭，而是一種權力與思想的共構體系：政權透過壟斷思想，鞏固其制度合法性，進而壓制任何可能威脅中央秩序的思想異質性。
二、從教化到啟蒙：舊瓶裝新酒
教化與啟蒙，在字面上對立，實則在中國歷史語境中互為鏡像。儒家的「化民成俗」強調由上而下、以道德規訓塑造臣民行為，而五四以來的啟蒙話語則以理性、科學、個體自由為名，試圖打破傳統。實際上，這種啟蒙是教化的現代表述——都是對「落後群眾」的整訓工程，服務於一個預設理想社會的政治構想。
共產主義的出現，標誌著這一進步話語的轉場與強化。當啟蒙語言逐漸為革命話語所取代，「改造人」成為最終目標。原本五四的啟蒙精神（多元、懷疑、自由）被當作過渡形式，最終讓位於具有整體性與排他性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過程中，進步主義不再是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從教化到啟蒙再到黨的思想工作，話語外衣不斷翻新，內在邏輯卻始終如一——個體被視為準備被改造的對象，而非政治討論的主體。
三、實用主義妥協：思想依附與行動場景
儒家之所以能在歷代王朝中屹立不倒，靠的不是其理論的邏輯一致性，而是對現實權力的高度適應性。它更像是一套倫理技術：在強權面前講「忠君」，在權力真空中講「仁義」，在亂世中講「禮崩樂壞」。它從不挑戰權力，而是總能找到一種適配其存在的方式。
這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演化如出一轍。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套思想體系的變遷，表面上是對現代治理需求的回應，實則是對現實情勢的策略性妥協。從階級鬥爭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革命到穩定壓倒一切，其共同點不在於理論連貫，而在於實用性與權力合法性的再製。
四、合法性供給：新王朝的舊思路
在政治合法性來源上，中國歷史上從未真正擁抱過「同意統治」的自由主義模式。合法性來自天命、來自歷史使命、來自階級代表性——從不來自被統治者的自由選擇。這種上行的合法性觀，使得儒家與共產主義在正當性建構上得以無縫轉換：皆強調「我比你更懂你的利益」，皆否定自發的社會秩序，皆以「為你好」的姿態進行治理。
這種合法性邏輯也養成了一種政治依附心態：人民不是主體，而是被動的接受者。久而久之，社會失去對自發秩序的需求，進入一種「順民政治」的穩定狀態。此時，任何挑戰正統的聲音都被視為不穩定因素，甚至是背叛國家或民族。
五、心理土壤：從道德自律到意識形態依附
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歷來傾向於道德治理與身份倫理，講「孝」與「忠」，講「名分」與「天命」，這樣的心理土壤極易接受帶有神聖色彩的世俗權力。儒家講「內聖外王」，共產黨講「黨指揮槍」與「思想政治工作」，皆是對政治服從的內在化訓練。
這種心理結構使得人們不容易發展出對制度保障的依賴，而傾向於尋求「明君」、「清官」或「偉大領袖」來承載正義的想像。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中，制度的不公與暴政不被視為制度錯誤，而常常被解釋為「執行偏差」、「個別腐敗」或「還不夠共產主義」。
六、政教合一：思想壟斷的制度安排
最終，無論是儒家的經學制度，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系，本質上都不是「思想」而是「制度」——都是一種政教合一式的統治結構。前者靠的是經學科舉與士大夫體制，後者靠的是黨校、宣傳部與意識形態審查。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思想不再是社會自由流動的精神財產，而成為統治秩序的一部分，甚至是其最核心的支柱。
而一切異端思想，都不被容忍，不因其內容，而因其不受控。
七、結語：從政教融合到文明防線，什麼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
中國歷史上的統治傳統，歷來傾向於以某種政治正統塑造思想正統，以政教一體的方式壟斷真理與道德話語。從儒家君師政教的融合，到共產黨建立起的現代意識形態體系，這種政權結合思想的治理技術，構成了一條延續兩千年的「國教式政治」脈絡。無論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還是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及「習近平新時代思想」，這些理論形式背後的實質，是國家壟斷真理的體制化過程——以歷史的名義消解歷史，以未來的名義命令現在。
真正的保守主義政治不與此類國教體系爭奪「唯一正當性」，它不是一種以未來烏托邦為目標的工程技術，也不試圖用一整套信仰體系改造現實世界。保守主義的根基，是歷史的記憶、社群的習俗與人性的限制。它是一種對秩序與自由的平衡把握，是對多元與經驗智慧的珍惜——尤其是對於任何企圖將思想上升為統治權力的深刻警惕。
這也使我有必要澄清當代某些「宗教保守主義」的誤用與誤讀。當今中文世界中，有一類所謂的「基督教保守主義」，其實是借宗教之名重新提出一個未來圖景式的政治理想，實質仍然延續了進步主義的教化范式，只是換上了基督宗教的包裝。他們往往不滿於維護信仰傳統，而欲以信仰為工具重塑國家制度、社會組織乃至個人生活方式。
然而，我之所以支持川普主義下的基督教復興，正是因為它本質上不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神學工程，而是一種對原生社會信仰的自發回應與防衛。美國的基督教信仰從來不是由政府塑造的，而是人民自發構成的生活方式與道德基礎。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左派政府以「政教分離」之名行去宗教化之實，不斷將進步主義強行植入學校、法律與公民社會，形成一種反傳統的「新國教」。川普主義與其說是在建立一個新秩序，不如說是為了復辟原本屬於人民與家庭、而非政權的信仰秩序。
這正是我對中國「儒—共」體系提出批判的同一出發點：反對由上而下壟斷道德與思想，反對以未來的名義掩蓋當下的歷史與現實，反對將政治權力偽裝為真理話語的最後仲裁者。
保守主義不是另造一套未來的真理國度，而是守住現實世界中那些仍未被國家征服的傳統、信仰與自由。它不是新宗教的創建者，而是文明防線的守衛人。但這種守衛，並非只為防止摧毀，而更在於為秩序的自發生長保留空間：讓家庭而非國家成為倫理的起點，讓教會而非黨校承擔靈魂的指導，讓社群而非政府設計公共的良善。
只有當這些自發的秩序得以自然成長，文明才有未來；否則，不管旗幟寫著儒、寫著共、寫著進步或寫著神聖，它們最終都將淪為同一種東西——統治者對人類生活的全面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