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琉球到鄭和島：民族主義掩護下的第一島鏈暗戰
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表態後，中文輿論場上迅速湧現大量關於「琉球（沖繩）獨立」和「中國對琉球主權聲索」的討論。這場針對琉球的歷史炒作，絕非偶發的學術回潮，其本質是政治力量在地緣衝突升級時，對歷史「受害者意識」進行系統性的民粹主義情緒操縱。這種話術將主權與領土建構成神聖不可分割的整體，用政治情緒掩蓋歷史多元性。
我們必須回到這一「受害者」敘事的根源，解構其作為成功強權的歷史實質，才能理解其如何被延伸運用到琉球，以及諸如「鄭和島」這類缺乏依據的極端主張中。
一、 普遍的衝擊與特殊的記憶：去神話化的「屈辱」敘事
「百年屈辱」作為一套宏大的歷史政治敘事，最初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全新地緣形勢的真實心理衝擊：從傳統「天下」的中心和秩序制高點，淪為全球地緣政治體系中的一員。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與「中心」意識的瓦解（如中國版本世界地圖的中心意識）是客觀存在的）。
然而，割地、賠款絕非中國獨有的遭遇——這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改變中是普遍現象，更是戰敗一方必然要面對的結果。 同期的西班牙在美西戰爭後幾乎喪失全部海外領土，法國在普法戰爭後割地賠款，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也蒙受重大損失。 梁啟超等人的「屈辱」敘事，最初可能是對「天下體系」崩潰帶來的心理衝擊的誠實反應；
在理解這些被高度政治化的歷史敘事時，我們必須反思一個基本問題：主權本身並不是情感主體。主權是一種制度分類，是關於有效控制、管轄權與國際承認的法律狀態；它不會「受辱」，也不會「雪恥」。真正感受到歷史悲劇與痛苦的，是生活在歷史中的個人與群體，而不是抽象的主權概念。將主權人格化，把法律與制度層面的變動描述為「國家受辱」「民族蒙羞」，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敘事技術，用於強化群體認同、製造道德動員與對外敵意。這種敘事將真實的歷史經驗轉化為一種情緒框架，再以此為現代政治目標提供正當性。然而，歷史的悲劇不能自動轉換為當代的領土主張，群體的記憶也不能構成主權變更的法律依據。若混淆情緒與主權、記憶與管轄權，只會使討論變得激烈卻空洞，使地緣政治更易滑向情緒化與極端化的方向。
但當現代政治力量將其意識形態化地延續並放大時，其功能已轉變為對底層國民的民粹主義情緒操縱，旨在轉移內部矛盾，並刻意掩蓋中國作為一個成功強權的現實。
二、 被遺忘的強權：清帝國的疆域整合與多重統治術
民族主義者將「屈辱」話術繼承，用來反對清朝君主制，並將複雜的清朝國家母體簡化為「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
清朝的政治結構遠比這套簡化敘事複雜，它實質上是一個複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y）下的多主權共主邦聯。統治結構通過理藩院管蒙古、駐藏大臣監督噶廈、伊犁將軍管理新疆以及皇帝的多重身份來維繫。
特別是新疆地區，清朝在19世紀中葉的中俄戰爭中不僅成功守衛了領土，更在原本僅間接控制的新疆地區建省直轄，將其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體系。 這充分證明，中國在近代歷史中並非單純的受害者，而是一個能夠在競爭中擴張並鞏固領土的強權，這種能力在全球範圍內罕見，只有中國、俄國和美國等少數國家最終鞏固了領土擴張的成果，英、法、西、荷等老牌列強均已成為昨日黃花。
三、 權力的妥協：國際法秩序下的「情境等價」與條約政治
所謂的「不平等條約」同樣被後續的政治敘事所符號化。事實上，這些條約是國際政治妥協產物。條約的對價性往往是情境決定的——在特定的歷史時間點和權力失衡條件下，一項交換可能被視為當時的「等價交換」（如同在沙漠中換取一杯水），時過境遷，才顯得不平等起來。 《南京條約》開放通商、賠款換取和平，其內容是清廷輸掉了戰爭的情況下，與英國在當時的國際秩序下議定的權利和責任的對價交換。
將其單純解讀為「屈辱」，更多是後來的情緒化詮釋，旨在為後續單方面毀約和背信行為提供政治理由。繼承者利用這種情緒作為政治合法性工具並進行民粹動員。事實上，割地賠款的條約在國際政治中並不罕見，包括現在發生的俄烏停戰談判就包含了割地賠款的條款。
四、 主權的迷思：琉球的「雙重藩屬」與被發明的歷史權利
台灣、新疆、西藏等問題，本質上都是主權哲學的工具化問題。民族主義者將中國主權想像成一個神聖不可分割的單一整體，但這掩蓋了晚清中國作為多主權單元叢集的歷史現實——各地在不同時期享有半自治權和差異化的法律地位（例如清朝對西藏噶廈的高度自治權力）。這種選擇性解讀，讓「主權不可分割」成為政治神話。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話術框架被延伸到當前的國際操作中：
- 琉球問題的炒作與歷史實質： 琉球在歷史上與中國保持冊封關係，但其地位更複雜：琉球王國實質上是同時向清朝納貢、也向日本薩摩藩納貢的「雙重藩屬」。在清朝的天下觀念和內部視角中，琉球本就與西南的土司地區一樣，被視為廣義的邊疆藩屬。 這種雙重納貢並非清朝的統治模式，而是邊疆藩屬為確保生存和利益而採取的兩面策略，例如西南土司既向清朝納貢，也向緬甸等鄰國納貢；在新疆建省前，與沙俄以及中亞諸汗國接壤的邊疆部族也常在不同強權間尋求平衡。網路上對琉球議題的炒作，正是忽略了這種歷史上的主權重疊，而將其單純納入「大一統」敘事。這是在地緣衝突中，利用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際話語權的工具，進行的策略性政治反制。這同時證明，當前的政治力量仍習慣以內部視角來思考和處理外部問題，本質上並不尊重國際慣例和既有的遊戲規則。
- 針對「巴拉望島」的「鄭和主張」與國際法反駁： 相較於琉球複雜的雙重歷史，近幾個月來突然密集出現的「鄭和島」主張（實際指向菲律賓的巴拉望島，即Palawan），雖然不是官方正式提出，但可被視為官方策劃的輿論戰或某種提前布局。這一操作的核心目的，猶如談判中的錨定策略（Anchoring）：先提出極端的「高價」（對手腹地），迫使對手將地緣爭議的心理基線整體朝己方極端主張的方向移動，以期在最終妥協點上獲取更大的利益。 這類主張滿足了部分民族自豪感的心理訴求，但其本質是將歷史權利極端工具化，超越了國際法框架。鄭和的航海記錄僅證明中國在15世紀的歷史性海上活動，而非持續性的主權行使。 根據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及其先例，主張領土必須證明長期、持續且有效的行政管理與控制。如同葡萄牙的遠洋航海活動並不賦予其對歐盟或全球的主權主張權利一樣，鄭和之後中國並未在這些地區實施駐軍或持續行政。此極端話術延伸「百年屈辱」的歷史情結，目的在於刺激民粹情緒，而非尋求理性、基於證據的地緣對話。
總結：被綁架的歷史——從心理落差到政治神話的建構
「屈辱感」的歷史形成或許有其真實性，源於從「天下中心」到「普通玩家」的心理落差。但現代政治力量對這一話術的持續性延續，已經演變為一項對底層國民的系統性民粹主義情緒操縱工程。它刻意放大「受害者」敘事，以維護其政治正當性，同時掩蓋中國作為一個在近代歷史中成功實現領土擴張和整合的強權的真實定位。這種工具化不僅是對歷史的扭曲，更是利用民族情緒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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