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僅是規範行為的工具，更是文明對權力、治理與秩序的深刻哲學表達。英美法系（普通法）與大陸法系（民法法系）的差異遠超“判例法”與“成文法”的技術區分，根植於對“法”的起源、功能與地位的根本不同的理解。在英美法系中，法律高於政府，作為超然的平衡者與權威，即使沒有成文憲法，其內在邏輯也天然具備憲政特質，支撐了分散、多元的社會結構。在大陸法系中，法律是主權者的統治工具，服從其意志，導致真正憲政難以實現，促成了集中、統一的社會秩序。本文從法律體系入手，剖析兩者在憲政理念上的對立，並探討其塑造截然不同的社會結構。
一、法律體系與憲政理念的根源
1. 英美法系：法律至上，原生憲政
英美法系的普通法起源於中世紀英國，是一種通過司法實踐、習慣與判例逐步演化的法律體系。普通法並非由某個主權者或立法者創制，而是由法院在解決具體糾紛時，依據社會共識與歷史傳統形成，體現了對經驗主義與分散治理的尊重。這種生成方式否定法律為集中權力的理性設計，視其為共同體長期實踐的結晶。
在英美傳統中，法律被賦予至高無上的超然地位，高於政府、國王或任何單一權力主體。正如18世紀美國革命者所宣稱：“在這裡，我們沒有國王；法律，就是我們的國王。”這種“法律至上”（rule of law）的理念意味著，政府必須受法律約束，其權力由法律界 界定而非無限擴張。普通法的核心特徵是其作為權力平衡者的角色：通過分散的司法實踐，法院不僅解釋法律，還參與法律創造，確保政府、議會、地方團體等多元權力主體之間的制衡。
這種特質使普通法天然具備憲政內涵，即使缺乏成文憲法。憲政的核心在於通過法律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並維持權力分立，而普通法通過以下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 限制政府權力：《大憲章》（1215）確立了王權受法律約束的原則，17世紀的Case of Proclamations（1610）裁定國王命令若違反普通法則無效。這些判例表明，普通法作為“古老的法律”（ancient law），早已內化了防範權力濫用的機制。
- 權力分立：普通法體系下的法院獨立於政府與議會，通過判例參與規則生成，與其他權力主體形成制衡。例如，美國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司法審查）賦予法院推翻違憲法律的權力，體現了普通法憲政精神的延續。
- 保護個人權利：普通法通過案例積累，確保正義在具體情境中實現，保護個人自由與財產權。例如，Entick v. Carrington（1765）確立政府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否則侵犯個人權利無效。
因此，即使英國長期沒有成文憲法，其普通法傳統通過司法實踐與歷史共識，構建了一套事實上的憲政秩序。這種憲政並非由某個文件賦予，而是內生於法律至上的文化與分散的治理邏輯。
2. 大陸法系：法律從屬，憲政缺失
大陸法系承襲羅馬法傳統，特別是查士丁尼法典的體系化思維，將法律視為主權者的意志體現。法律由君主、議會或抽象的“人民主權”制定，自上而下實施，體現了“君主－國家－法”的政治邏輯。法律的合法性源於主權者的權威，而非社會實踐或歷史延續。羅馬法中的“皇帝即法律的源泉”原則奠定了法律作為統治工具的基礎，這一觀念在近代法典化運動（如《拿破崙法典》，1804）中得到強化。
在大陸法系中，法律是主權者的工具，服務於統治目標，而非制約其權力。這種法律從屬性導致真正憲政難以實現，原因如下：
- 主權者的絕對性：大陸法系強調主權不可分割，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均由主權者主導。即使在現代民主國家，議會作為人民主權的代表，保留對法律的最高控制權，憲法往往是主權者意志的延伸，而非對其的限制。例如，法國第五共和國的憲法委員會受議會和行政權的制約，難以獨立制衡主權者。
- 司法的從屬角色：大陸法系的法院主要負責適用法律，而非創造或質疑法律。司法獨立多為技術性保障，而非對主權者的根本挑戰，法院難以成為憲政意義上的權力平衡者。
- 憲法的工具化：大陸法系的憲法通常是組織政府的框架，而非限制國家權力的至高規範。例如，《拿破崙法典》雖確立法律平等，但其核心是強化國家統治，而非保護個人權利或分權。
因此，大陸法系語境下的“憲政”多為形式化，缺乏對主權者權力的實質性約束。法律作為統治工具，無法超越主權者的意志，難以形成真正憲政。
二、從法律體系到社會結構
1. 英美法系：分散與多元的憲政社會
英美法系的法律至上與原生憲政，支撐了一種分散、多元的社會結構。權力分佈於多個自治主體，包括法院、地方團體、教會、行會等，這些主體通過競爭與協調形成秩序。
- 多權分立與制衡：普通法的憲政特質體現在“多權分立”（polycentric governance）。法院作為法律的共同創造者，與議會、政府形成制衡，防止任何一方壟斷權力。例如，美國的司法審查確保立法與行政行為符合憲法原則。英國即使無成文憲法，其普通法也通過司法實踐實現類似的分權效果。
- 地方自治與社會多樣性：普通法的演化依賴地方習慣與具體情境，保護了地方自治與社會多樣性。英國的郡（county）與美國的州（state）享有較強自治權，這與普通法的分散特質密切相關。此結構允許社群保留獨特傳統，抵禦中央集權的同質化。
- 有限政府與個人自由：普通法的憲政邏輯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與自由。通過案例積累，普通法確保正義在具體情境中實現，形成以個人自由為核心的社會結構。政府被視為社會的服務者，而非統治的主宰。
這種分散、多元的社會結構，根植於普通法對歷史延續、分權與憲政的尊重。它促進創新與多樣性，但可能面臨協調與效率的挑戰。
2. 大陸法系：集中與統一的非憲政社會
大陸法系的法律從屬與憲政缺失，促成了集中、統一的社會結構。主權者（君主、議會或國家）是權力與法律的唯一源頭，其他權力主體最終需服從其統合。
- 中央集權與主權統合：大陸法系的法律由主權者制定，旨在實現全國統一治理。《拿破崙法典》將法國的地方習慣整合為國家意志，壓制地方傳統，強化中央集權。
- 法律的工具化角色：法律作為主權者的統治工具，服務於國家政策與秩序。法院的從屬角色使其難以成為權力平衡者，憲政意義上的分權難以實現。法國的憲法委員會雖有審查權，但功能更多是協助主權者，而非制約其權力。
- 統一性與標準化：大陸法系強調法律的體系化與統一性，促成標準化的社會結構。這有利於效率與可預測性，但往往犧牲地方多樣性與社群自主性。德國的聯邦制雖保留一定地方權力，但整體優先追求國家統一。
這種集中、統一的社會結構，反映了大陸法系對主權中心主義與理性設計的偏好。憲政的缺失使法律無法有效限制主權者，社會結構傾向集中化與標準化，優先考慮秩序與效率，而非自由與多樣性。
三、治理哲學與憲政的深層對立
兩大法系的法律體系與憲政理念的差異，揭示了治理哲學的根本對立：
- 英美法系：治理是“自下而上”的，法律作為超然的權威，通過分散的司法實踐實現權力制衡與個人權利保護。其原生憲政，即使無成文憲法，也確保分散、多元的社會結構，體現反集權與自由至上的哲學。
- 大陸法系：治理是“自上而下”的，法律作為主權者的工具，服務於統一的統治目標。憲政的缺失使權力集中於主權者，社會結構呈現集中、統一的特徵，優先追求秩序與效率。
這種對立不僅影響法律與政府的關係，還塑造了社會對權力、自由和秩序的認知。英美社會將法律視為自由與多樣性的保護者，政府權力受嚴格限制；大陸法系國家將法律視為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政府權力相對無限。
四、現代背景下的反思
在現代背景下，兩大法系的憲政差異依然影響社會結構的演變，但也面臨挑戰。英美法系的憲政傳統在行政權擴張與全球化壓力下有所弱化。例如，美國行政規章的激增與英國議會主權的強化，可能削弱普通法的憲政功能。大陸法系國家則試圖借鑑普通法的憲法與判例制度，引入類似憲政的元素。例如，德國的聯邦憲法法院在判決中展現一定司法能動性，法國的憲法委員會也嘗試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然而，這種模仿往往停留於表面，未能觸及普通法憲政的核心——法律至上與分散治理的內在邏輯。
大陸法系語境下的“憲政”具有明顯的虛假性，其形式化特徵掩蓋了無法限制主權者的深層缺陷，具體表現如下：
- 表面性的權力制衡：大陸法系國家的憲法法院或審查機構雖具一定權威，但其運作常受 議會或行政主導的限制。例如，法國憲法委員會的裁決範圍和影響力受政治權力約束，難以獨立挑戰主權者的決策，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權力分立。
- 憲法的工具化功能：大陸法系的憲法多為組織國家權力的框架，而非保護個人權利或限制政府的屏障。即使引入判例機制，法院仍以適用主權者制定的法律為主，缺乏普通法法院通過判例創造法律的能動性，憲政的實質性約束功能難以實現。
- 主權中心主義的桎梏：大陸法系強調主權不可分割，憲法和法律最終服務於主權者的統治目標。這種邏輯使任何憲政改革都難以突破主權至上的框架，導致“憲政”淪為主權者自我合法化的外殼，而非對權力的實質性限制。
同樣地，大陸法系在引入三權分立時，也未能實現真正的權力制衡。三權分立旨在模仿普通法的權力分立社會組織結構，但由於缺乏法律超然地位的支撐，實際上淪為主權者的分治工具。在大陸法系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雖在形式上分立，但其運作仍受制於主權者的意志，無法形成相互獨立、彼此制衡的格局。例如，在某些大陸法系國家，議會作為主權者的代表，常通過修法或政治壓力影響司法裁決，行政權也常凌駕於司法之上。這種“分立”實質上是主權者內部的權力分配，而非對主權者權力的外部約束，與普通法下法律作為超然權威的憲政精神相去甚遠。
大陸法系模仿普通法憲政的失敗，進一步凸顯其深層障礙。普通法的憲政特質不僅在於制度設計，更依賴於人民對“法律高於人治”的普遍信仰、根植於歷史的文化土壤以及延續數世紀的司法傳統。這些因素缺一不可，共同塑造了普通法社會對權力制衡與個人自由的深刻共識。大陸法系國家雖可借鑑憲法文件或判例機制，但若缺乏相應的人民意識、文化土壤與歷史傳統，這些制度往往淪為形式化的外殼，無法真正限制主權者的權力。
對大陸法系國家而言，實現真正的憲政轉化並非易事。人民需從對主權者的依賴轉向對法律至上的信仰，文化土壤需從集權傳統轉向分權共識，歷史傳統則需經歷長期司法實踐的積累。這些深層轉變遠非技術性改革所能達成，凸顯了普通法憲政的獨特性和大陸法系學習的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英美法系的分散結構面臨協調挑戰，而大陸法系的統一模式與官僚效率更相適應。然而，如何平衡憲政的自由保障與集權的效率需求，仍是兩大法系國家的共同課題。
五、結論
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對決，揭示了法律至上與主權中心兩種治理哲學的根本衝突。普通法以超然的法律地位孕育原生憲政，支撐分散多元的社會；大陸法將法律淪為主權者的工具，難以實現真正憲政，促成集中統一的秩序。對大陸法系而言，憲政的突破不在於形式上的司法獨立，而在於賦予司法超然的地位，使其成為制衡主權者的力量。普通法的經驗啟示我們：只有當法律超越權力，憲政才能真正扎根。當代社會的治理挑戰，呼喚我們從這一對決中汲取智慧，重塑自由與秩序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