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面增加關稅的新聞引發廣泛爭議，其深層意圖或許超越經濟層面的短期得失。我認為，川普試圖重塑美國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這一「羈縻體系」以美國的領導力與影響力為基礎，通過安全保障、自由貿易和美元體系等公共服務維繫盟友乃至全球的依賴，卻在內部異化為官僚系統的「豬肉桶」。加徵關稅旨在切除這一「腫瘤」，將紅利從私人轉向選民，以短期陣痛換取長期效益。陣痛雖顯而易見，多數人卻難以看到其深遠潛力。
從經濟角度看，關稅可能推高進口成本，影響消費者生活，並引發貿易夥伴反制，甚至重演歷史上的貿易戰。支持者認為，在全球貿易體系下，商品貿易的利潤大頭被跨國企業通過離岸中間實體以避稅之名截留，產地低價並未拉低終端售價，故關稅對零售端的衝擊有限；增加關稅還能刺激本土生產，減少對外依賴，重振製造業；從國際關係看，這或許加劇與盟友及對手的緊張，卻也可能迫使他們重新談判，讓美國從公共服務中直接獲益。這些短期的損失與衝突，成為重塑收益分配、回報選民的必要代價。我進一步認為，川普並非意在放棄影響力，而是通過關稅為美國提供的公共服務定價，矯正紅利私有化的扭曲。
美國從未真正「無償」服務全球——美元體系、低成本融資、地緣影響力皆為隱性回報，但這些收益常與私人關係掛鉤，流向精英與跨國企業，而非一般選民。政治人物在位時推動經濟援助、低關稅或軍售以換取盟友支持美國領導力，卸任後轉任企業或智庫高位獲取個人回報，如前國務卿加入華爾街、前國防官員執掌軍工企業，這兩者間的因果關係不言而喻。企業亦如此，例如通用電氣借低關稅外移工廠至墨西哥，利潤暴增卻未回饋本土。全球化加劇了這一循環：精英與跨國公司攫取主要利益，利潤流向股東與高管；選民卻因工廠關閉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承擔開放市場的成本。究其根源，這一體系披著外交外衣，逃避公民監督，形成權力結構與監管盲區，紅利遂被私有化。川普的關稅策略試圖打破這一格局，將紅利轉向選民。
這場「手術」短期內難免陣痛——企業成本上升、國際反彈可能削弱經濟活力，但長期效益可期。若關稅促使製造業回流，美國或能在十年內降低對外依賴，為選民創造就業，重現19世紀末麥金萊關稅法下的工業自強；若收益投入基礎設施，則可提升選民生活品質與國家競爭力。然而，成敗並非定數。外部風險在於全球化慣性可能使企業轉移生產而非回流，外國反制或削弱美國影響力；內部風險則在於官僚體系若無法成功改革——尤其在既得利益阻礙下——收益可能仍被精英攫取，而非惠及選民。這些風險交織，決定政策成敗。
面對這些風險，我的觀點是跳出短期得失，認識到這是一場將紅利從精英轉向選民的深層調整。美國對盟友乃至全球的公共服務看似「無償」，實則因外交外衣下的隱性權力結構與監管盲區，紅利流向錯誤的口袋。川普的策略是一場高風險實踐，若能打破體制桎梏並填補監督漏洞，讓紅利真正回報選民，或許標誌著美國領導力的新階段；若不能，則可能意味著影響力的衰退。這不僅是經濟博弈，更是選民尊嚴的奪回，其效果需數年甚至數十年方能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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