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先抗命案的職業倫理審視：掌權世代的擔當缺失
問題意識：超越「良心英雄」敘事
近日，網路瘋傳一段六四“抗命將軍”徐勤先的六小時的庭審錄像，面對這段公開的影像，中文網路呈現出一種把徐勤先奉為「良心英雄」的單一敘事。這種道德神像式的推崇，遮蔽了他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行為背後的政治算計，以及整個中堅權力世代在歷史關頭集體缺位的責任。本文以軍人職業倫理與政治算計邏輯為切入點，將徐勤先的「抗命」視為一種精密的風險管理與名譽止損，而非最高道德勇氣的體現，更是掌權中堅世代普遍缺乏實質擔當的縮影。
軍人職業倫理與政治算計
在正常的憲政秩序中，軍人的職業倫理要求對「合法命令」服從，同時對明顯非法或反人道命令負有拒絕與制止的責任，其核心義務指向保衛國家與人民，而非單純服從權力者個人。然而，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程序正義失靈的體制中，單純的「不服從」並不足以構成積極的倫理擔當，因為暴力機器會迅速由他人接手運轉，關鍵反而在於：握有槓桿的人是否願意用盡手中資源減少實質傷害。
從庭審錄影與相關披露可見，徐勤先對命令後果有相當清醒的預判——執行命令可能「立功」，也可能被歷史視為「罪人」，因此在心理上把選擇轉化為一場風險—報酬的賭注。在這個框架下，執行命令意味短期仕途收益與長期背負血債的巨大負效用，而抗命則是承受坐牢與前途斷送的短期代價，換取長期道德清白乃至被歌頌的可能。這本質上是以個人名譽止損為核心的政治算計邏輯：在自我代價最小化的前提下，為自己在歷史上的評價預留最大空間。
程序異議作為「合法防火牆」
徐勤先在審訊中多次質疑命令的程序正當性，例如指稱如此重大的軍事行動應由國家機構正式發布，而非僅以黨的名義作出決定，並主張應由更高層級國家機關討論決策。表面上看，這是一位將領從制度角度對「以黨代政」的反省與抵制，似乎為拒絕鎮壓提供了一層程序上的道德正當性。
然而，結合他的實際選擇與後續結果來看，這種訴諸程序的異議，實際上更像是一道為自己構築的「合法異議防火牆」。一方面，它可在當下為抗命行為尋找減責理由；另一方面，則為未來的歷史敘事預留一條「依法拒絕違憲命令」的名譽退路，使他得以被塑造為遵守原則而遭迫害的象徵人物。當程序論述主要服務於個人責任切割，而不是持續、具體地阻止暴力實施時，它就更接近精明的政治算計，而非徹底的道德決絕。
雙重失職：退無所為，進無所膽
軍人的天職不只是服從，也是判斷與擔當：對明顯指向平民的暴力命令，既要有拒絕執行的勇氣，更要有盡力減少傷害的作為。以此標準衡量，徐勤先的「抗命」之所以難以構成最高層次的道德勇氣，在於他的選擇在關鍵時刻構成了一種「道德退場」，導致雙重失職：既未在體制內盡最大努力減害，也未在體制外承擔更大的政治風險。
所謂「退無所為」，在於他選擇退出指揮崗位，接受撤職與軍法審判，而不是留在體制內持續用軍長身分約束部隊行動規則，提升動武門檻、限制火力使用、增設確認程序等，以實際槓桿去減少後續鎮壓的規模與烈度。「進無所膽」，則在於他並未利用自己掌握的兵力與象徵地位，公開向社會發出更強烈的制止信號，或以更激烈的方式表達對命令的根本反對，而是將選擇收斂在個人拒絕參與、承擔坐牢風險的範圍內，未嘗試將個人勇氣轉化為更大範圍的制度或行動阻力。
名譽收益與公共效果的對比
從事後結果看，關鍵部隊並未因他的抗命而徹底退出鎮壓鏈條，軍隊在整體部署調整後仍然履行了進城與清場任務，暴力機器並未因他的缺席而停擺。也就是說，如果以「實際減少流血」「保護更多平民」作為衡量標準，他的選擇幾乎沒有改變事件走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讓後續部署在更少內部掙扎的情況下完成。
然而在道德與輿論層面上，他獲得的卻是相當可觀的「名譽紅利」。多年後的大量報導與悼念，幾乎一致將他塑造成體制內少見的「有良心的將軍」「寧做囚徒、不做歷史罪人」的楷模，視其為軍人拒絕屠殺人民的光輝象徵。這種「公共效果低、道德光環高」的反差，正好印證了本文的核心判斷：他的選擇在行動層面更接近名譽止損與政治算計，而在敘事層面卻被拔高為近乎無可挑戰的道德標竿。
中堅權力世代的擔當缺失
對徐勤先的過度美化，折射的是整個掌握實權的中堅世代在重大歷史關頭普遍缺乏擔當的狀態。這一代人既非只服從命令的一線士兵，也非遠離槍口的最高領袖，而是最清楚暴力後果、同時握有阻斷與減緩槓桿的「節點人物」。然而，他們往往選擇在程序上保留、在言辭上自行切割、在行動上謹慎退場，將最直接的血腥代價轉嫁給年輕士兵與無權民眾，自己則留下一張既不沾血又能被歷史美化的道德面孔。
華人社會對徐勤先的評價一面倒地停留在「良心象徵」層次，正顯示出一種頑固的評價偏差：傾向於崇拜「不參與邪惡、保持潔白」的道德潔癖，而不願細究「是否承擔了最大程度減少傷害的實質責任」。在這種文化邏輯下，最被推崇的往往不是那些願意冒著巨大風險去扭轉局勢的人，而是那些精於抽身、保全自我、任由歷史血流成河卻能站在道德高地上的體制中堅。
責任排序與超越臉譜化評價
歷史的清算必須最後落在具體個人的具體選擇之上，這不意味著把所有人放在同一審判標準下，但至少需要一個清晰的責任層級。最上層，是決定訴諸武力鎮壓、設計鎮壓機制並簽署命令的最高決策者，他們對暴力的結構化負有首要政治與道德責任。其次，是直接下達開火指令並主導槍砲使用的指揮官與實際開槍者，他們將命令轉化為具體殺戮，負擔不可推卸的第一線罪責。
徐勤先不屬於這兩個層級，但作為關鍵部隊的主官，他握有相當程度改變事件進程的槓桿，卻選擇在「不親自執行命令」與「不積極阻止更大傷害」之間劃出一條安全邊界，把自己的責任控制在可承受的範圍內。這使得他難以被視為實質承擔與最高道德標準的代表，而更像是掌權中堅世代中一個相對體面、卻依舊以自我名譽為優先的縮影。要真正超越臉譜化評價，必須跳脫「他是不是好人」這種簡化問題，轉而追問：在他能做到的一切可能之中，他究竟選擇了哪一條風險最小、名譽成本最低的路，並因此錯過了哪些本可減少悲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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