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超越「主義」
引言：問題的提出
當代政治中存在一對明顯的矛盾：民族主義作為政治運動具有明顯的左翼屬性，但右翼政治卻不得不面對和處理民族這一既成事實。如何理解這對矛盾？右翼應該如何定位民族在其政治秩序中的角色？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民族主義與民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屬於左翼範疇，但其創造的既成事實——民族——是中性的，成為右翼必須選擇性繼承的共同體形式。右翼的任務不是否定民族，而是將其安置於歷史所承襲的有機共同體中，並在其中重新定位其角色。
第一節：概念澄清
1.1 民族主義與民族的根本區分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具有以下特徵：
- 強調政治邊界與文化邊界應當一致
- 是近代以來的產物，與反封建、反帝制、人民主權等革命運動高度結合
- 人為構建的特徵鮮明，是以主觀意志對歷史進行重構的過程
- 本質上是激進現代性的產物，屬於左翼範疇
無論是法國大革命的國族構建，還是反殖民運動中的民族解放，民族主義在歷史上往往與左翼的反傳統、反階級秩序立場結合，與右翼所捍衛的層級與歷史延續格格不入。
民族作為歷史現實，則具有不同的地位：
- 作為歷史的既成事實，無論其起源如何（是「想像的共同體」還是文化—地理—血緣的產物）
- 一旦納入歷史進程，就具有與其他政治形式等值的現實地位
- 是政治與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右翼不但無法否定其存在，還必須以政治理性對其予以整合與引導
民族的地位可比喻為「一場拐騙行動中誕生的孩子」：雖然民族主義作為構建者本身可能具有激進與欺騙性質，但其創造的民族一旦進入歷史，便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實體。糾正民族主義的錯誤，並不意味著要否定這些被建構出的民族本身。正如孩子無辜於其誕生的方式，民族也無需為民族主義的欺騙性承擔原罪。
1.2 歷史傳承與構建事實的等價性
從右翼立場看，民族是否「天然」或「構建」，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構建」在歷史中沉澱為既成事實，成為現實秩序的一部分。右翼關注的並非民族的創造過程，而是共同體的歷史沉澱與文明承繼。
右翼的任務不是追溯來源，而是評估當前的政治承載力，並從中汲取秩序與榮譽的基礎。因此，右翼無法簡單否定民族的存在，但也不能接受民族主義的排他性與革命性，必須將其納入更高階的歷史共同體脈絡中加以重構與安置。
第二節：左右翼價值觀的根本差異
2.1 左翼民族觀：排他性邊界邏輯
左翼的民族觀建基於「去層級」與「去中介」的激進平等觀，具有以下特徵：
- 強調單一認同與清晰界限，傾向「非此即彼」的選擇性身份構造
- 通過界定「我們 vs. 他們」來創造政治動員的基礎
- 建構清晰邊界，以民族為政治主體進行革命性動員
典型例證：現代烏克蘭民族主義強調與俄羅斯人徹底切割，否定任何多重認同的空間。
2.2 右翼共同體觀：有機共同體邏輯
右翼的共同體觀建基於歷史延續性、文化層級與多重歸屬：
- 容許一人同時屬於多個共同體（如宗族、教派、地域、文明、民族）
- 各種身份認同來自不同維度，不構成衝突，而可在有機共同體中整合
- 認同之間存在差異與重疊，但不必排斥，可透過歷史與秩序安排協調共處
這種有機共同體邏輯的核心在於層級性與包容性：它不是通過消除差異來達成統一，而是通過適當的安排使不同層次的認同各得其所。
第三節：歷史典型與當代實踐
3.1 歷史典型：岡倉天心的文明認同觀
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ō, 1862–1913）是明治時期的思想家、美術史學家，他的認同觀為我們提供了有機共同體邏輯的歷史範例。在《The Book of Tea》中，他明確表達了這種文明層級的認同觀：
“Asia is one. The Himalayas divide, only to accentuate, two mighty civilizations—the Chinese with its Communism of Confucius, and the Indian with its individualism of the Vedas… We are all Chinese, in culture, if not in race.”
岡倉天心既是日本人，又在文化上自視為中國人與亞洲人，這種多重文明認同在當時的知識界與庶民階層並不罕見。這一歷史事實證明，多重文化認同在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前是完全自然的存在狀態。
3.2 當代實踐：俄羅斯的文明型國家模式
今天的俄羅斯聯邦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其「俄羅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概念本質上是一種文明型、歷史型的共同體觀。它不以族裔為邊界，而以宗教、文明與歷史記憶交織為共同體基礎，體現了右翼有機統合秩序的現代實踐。
這種秩序不是民族主義的產物，而是在民族主義浪潮退卻後重新尋求整合的右翼秩序觀，其正當性來自歷史的連續性與文明的層級安排，而非抽象的主權或人民意志。
3.3 台灣身分認同：有機認同的現實困境
台灣人在當代政治語境中常被迫在「台灣人」與「中國人」兩個身分之間做出選擇，這正是排他性民族邏輯的現代再現。但若從有機共同體的角度理解，一個人完全可以同時是台灣人與中國人。
「台灣人」作為地域與生活經驗的共同體認同，與「中國人」作為文化與文明的認同，不僅不衝突，還可互為支撐。只有當民族主義將一切政治正當性獨占時，這種多重認同才會被扭曲為矛盾。右翼對這種認同方式並不排斥，反而視為歷史秩序下的自然表現。
結語：從民族事實回歸有機秩序
右翼所面對的，不是民族主義的理論挑戰，而是歷史上已經生成的民族現實。這些現實無法取消，也不應簡化為單一認同，而應放入更高層級的歷史共同體中進行安置與安排。
有機共同體觀念的正當性，不僅在於它可以容納多樣性與歷史延續，更在於它提供了一種「非革命性」的秩序結構——不是從無到有的激進創造，而是對既有事實的有機承繼與整合。
如同第一節所言，民族即便是透過民族主義這場激進政治的「誘拐」而誕生的孩子，亦已成為歷史現實的一部分。右翼的智慧，不在於殺死孩子以矯正錯誤，而在於如何使這個孩子成為一個更大家庭中的成員——這個家庭不是民族主義創造的那一個，而是文明、宗教與歷史交織的有機共同體。
這種右翼的共同體觀念，為處理當代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提供了一個超越民族主義排他邏輯的可能路徑。它既承認民族作為歷史事實的合法性，又拒絕民族主義的激進排他性，在歷史的連續性中尋求多元認同的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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