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的歷史見證——介紹潘明外交官《南越行紀》的紀實價值
翻看歐美或日本的回憶錄書架，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鉅細靡遺的考據式記錄比比皆是。外交官記錄每次會談的日期、時間、在場人員；企業家保存每份合同、每張照片；學者整理每個訪談對象的完整資料。這種精確到近乎「強迫症」的記錄方式，在西方和日本是再正常不過的學術規範。
但在中文世界，這樣的一手親歷記錄卻匱乏得令人驚訝。
中華民國前駐越南外交官潘明先生的《南越行紀（增訂本）》，以其罕見的檔案級精確度和史家考據精神，在華文回憶錄中顯得獨樹一幟——或者說，彌足珍貴。
這部作品記錄了1973年1月至1975年4月間，作者在駐越南共和國大使館擔任秘書期間的所見所聞。倘若這是一本英文或日文著作，它可能只是書架上眾多嚴謹記錄中的一本；但作為華文作品，它幾乎是孤本般的存在，因此更顯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關鍵區別：一手史料 vs 二手整理
在討論這本書的稀有性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重要概念：一手史料與二手整理的根本差異。
什麼是一手史料？
一手史料是當事人在事件發生當下或旋即，基於親身經歷所做的直接記錄：
- 目擊證人的證詞
- 戰地記者的現場日記
- 外交官的會談紀錄
- 當事人保存的照片、文件、剪報
什麼是二手整理？
二手整理是後世學者基於檔案、訪談、文獻所做的研究和彙編：
- 歷史學家撰寫的專著
- 檔案館整理的史料彙編
- 口述歷史計畫（事後訪談）
- 學術論文和研究報告
兩者價值截然不同
| 比較項目 | 一手史料（潘明《南越行紀》） | 二手整理（學術研究） |
|---|---|---|
| 時間性 | 事發當時或不久後記錄 「今晚7點30分參加…」 |
事後多年甚至數十年 「根據資料顯示約在1973年…」 |
| 細節性 | 親眼所見的生動細節 「董事長李順源親送至美順渡頭」 |
只能查到概括事實 「李順源曾任董事長」 |
| 情感性 | 難以重現的現場氛圍 「七十多歲的僑領噙著淚水…」 |
難以完全復刻的情感 |
| 完整性 | 完整記錄27人姓名職務 | 檔案殘缺，只剩「成員若干人」 |
| 可信度 | 有日記+照片+剪報+親歷的多重證據 | 依賴可能不完整的檔案 |
| 客觀性 | 當時如實記錄，未經後世詮釋 「記錄的是原貌」 |
帶有研究者的主觀視角和時代偏見 「有意無意會扭曲和美化」 |
一個形象的比喻
如果歷史是一場車禍：
- 一手史料是目擊者當場拍的照片和證詞
- 二手整理是警察事後根據證據寫的報告
兩者都重要，但前者的價值不可替代。
更重要的是：報告會受警察的判斷影響，但照片不會說謊。
華文世界的現狀：不缺二手，極缺一手
華文學術界不缺二手整理
誠然，華文世界並非缺乏學術性的史料整理：
- 《民國時期福建華僑史料彙編》（15冊）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數位化
- 各種華僑史研究專著
- 馬來西亞、新加坡華團的組織研究
這些都是嚴肅、極具價值的學術工作。
但華文世界極缺一手親歷記錄
問題在於：學者們辛苦整理，恰恰是因為一手史料太少！
學者只能：
- 從零碎的官方檔案中拼湊
- 訪談已經年邁、記憶模糊的當事人
- 從報紙的隻字片語中推測
- 在大量史料散佚後嘆息
如果有更多像潘明這樣當事人留下的系統記錄，學者的工作會輕鬆百倍，研究質量也會顯著提升！
一手史料的不可替代性：規避「後見之明」
二手整理雖然有其學術價值，但若缺乏一手史料支撐，便容易陷入「後見之明」的詮釋盲區。
當後人整理歷史時，難免會帶入當代的價值判斷與敘事需求：
- 無意識的美化 – 將複雜的人性矛盾簡化為「團結一心」。
- 選擇性的記憶 – 僅保留符合當下敘事邏輯的片段。
- 細節的流失 – 爭吵、經費短缺、失敗的嘗試，往往被視為「枝節」而遭到過濾。
一手史料最珍貴之處，便在於它的「原生態」與「不完美」。它記錄了爭吵也記錄了和解，記錄了窘境也記錄了突破。這種未經修飾的真實，是後世整理難以完全復刻的。
文化視角的反思：為何我們缺乏「檔案意識」？
在歐美與日本，這是「學術基建」
在西方的學術傳統中，高質量的二手研究之所以層出不窮，是因為背後有龐大的一手檔案庫作為支撐。打開歐美或日本的嚴肅回憶錄，你會看到：
- 精確的時間標記 – 不只年月，常精確到具體日期甚至時刻。
- 完整的附錄資料 – 相關文件、信件、名單一應俱全。
這並非作者天賦異稟，而是citation（引用）與 documentation（文獻記錄）的文化習慣早已內化。外交官退休後整理會談紀錄，企業家保存契約影本，被視為一種責任。
在華文世界，這卻成了「特例」
反觀華文回憶錄，我們更常見的是：
- 模糊的時間軸 – 「大概是六○年代」、「民國某年」。
- 籠統的人物像 – 「某位僑領」、「熱心人士」。
- 重抒情輕數據 – 「場面感人」多於「出席二十七人」。
這背後折射出的是一種文化慣性的差異：
- 重情緒輕理性 – 傳統敘事傾向於傳達意境與感受，而非像會計帳本般記錄精確數據。
- 重「大歷史」輕「日常」 – 往往認為只有帝王將相或重大變革才值得立傳，民間組織的流水帳被視為瑣碎。
- 檔案意識的薄弱 – 許多當事人未曾意識到，今日手中的一張名單或剪報，即是明日不可再生的史料。
結果：史料斷層與學術困境
這種習慣導致了一個嚴肅的後果：二十世紀華人的遷移史與社團史，在細節上出現了大量空白。
學者們往往只能從零碎的官方檔案中拼湊，或依賴日益模糊的口述記憶。並非這段歷史不重要，而是缺乏像潘明先生這樣，用「檔案標準」將其固化下來的記錄者。
《南越行紀》的示範意義
華文世界少見的「標準化」一手記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潘明先生的《南越行紀》顯得尤為獨特。它幾乎展現了華文世界中鮮有其匹、達到西方檔案規範的記錄品質：
1. 時間精確如檔案
- 不是「1973年春天」，而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 不是「某個晚上」，而是「晚上七點三十分」
- 甚至註明「下午五時」、「十二點十分抵達」
2. 人名完整如名冊
- 不是「董事會成員」，而是逐一列出27位董事姓名
- 不是「當地僑領」，而是詳列：「常務顧問盧普生、梁頌華、梁智明、羅偉祥…」
- 連職銜都標註清楚：「董事長」、「副董事長」、「財政」、「文書」
3. 數據具體可查證
- 「全越南近360所華文學校」
- 「丐容市有華僑兩百二十多家八百多人」
- 「立人學校共有學生二百五十人，教師八人」
- 「六十四年報考人數七百八十六人（甲組四四九人、乙組三三七人）」
4. 系統性整理
- 附有《越南西堤僑團一覽表》（約300個組織）
- 附有《越南華校名冊》（360所學校）
- 保存大量照片和報刊剪報
- 事後考證修訂，力求無誤
5. 多重證據交叉驗證
- 親歷者的日記記錄
- 現場拍攝的照片
- 當時報紙的報導剪報
- 保存的活動文件
如果這是一本英文書或日文書，可能只是眾多嚴謹記錄之一；但作為華文著作，它幾乎是孤本般的存在。
為什麼作者能做到？
細讀本書，可以發現作者具備了華文作者中罕見的特質：
- 受過現代學術訓練 –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接觸過西方學術規範
- 職業養成的習慣 – 外交官需要精確記錄會談、活動
- 自覺的史料意識 – 明白「今日的記錄是明日的歷史」
- 持之以恆的毅力 – 兩年多每日記錄，不曾間斷
- 事後考證的執著 – 四十多年後仍在修訂補正
這五點結合，才產生了這部在華文世界中稀有，但在學術標準上達標的作品。
為華文史學提供罕見的「一手史料」
歐美日本的社會史研究，有大量民間組織的詳細檔案可查。但華文世界，特別是海外華人社團的一手記錄，大多已經散佚。潘明的記錄提供了學者們亟需卻匱乏的第一手材料。
這本書保存了：
- 300個僑團的名稱和組織結構
- 360所學校的名稱和人員
- 數十個體育會、宗親會、相濟會的詳細成員名單
- 大量活動的日期、參與者、內容
關鍵是：這不是學者事後整理的二手資料，而是當事人當時記錄的一手證據！
一手史料的「未經修飾」價值
更重要的是，潘明的記錄沒有美化、沒有扭曲：
- 他記錄了僑領們的熱情，也記錄了組織的困難
- 他記錄了成功的活動，也記錄了經費不足的窘境
- 他記錄了團結的場面，也不迴避內部的分歧
- 他記錄了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神化的英雄
例如書中記載：
「丐容立人學校共有學生二百五十人，教師八人，由於收費低廉，每年約不敷百萬元，幸得僑賢通力合作克服，誠屬難能可貴！」
這段記錄既呈現了僑校的困境（經費不足），也呈現了僑賢的精神（通力合作）。這種不迴避問題、如實記錄的態度，正是一手史料的可貴之處。
如果這段歷史由後世學者整理，很可能只會寫：
「立人學校在僑賢支持下蓬勃發展」
美化了，但「每年不敷百萬元」這個重要的歷史細節就難以復得。
正是這些「不完美」的真實記錄，讓我們看到：
- 越南華僑不是神話中的完人，而是在困境中掙扎奮鬥的真實人物
- 僑社的團結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困難中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
- 歷史不是只有光榮，也有艱辛、妥協、失敗，但這正是歷史的真實面貌
為離散華人找回「可查證的根」
1975年越南淪陷後，數十萬華僑逃亡世界各地。今天：
- 在美國的越南華僑後代，可以在書中找到祖父當年的職務
- 在法國的越南華僑，可以看到母校的照片和師長名字
- 在澳洲的越南華僑，可以查證父親參加過哪些組織
這不是「大概記得」，而是白紙黑字，有圖有真相。這種確定性，是事後訪談、口述歷史難以提供的。
示範「個人也能做嚴肅史學」
這本書最大的啟示是：你不需要是專業歷史學家，也能留下高質量的一手史料。
需要的只是：
- 養成每日記錄的習慣
- 重視細節和數據
- 保存照片和文件
- 事後考證補正
如果更多華人能像潘明先生這樣記錄，華文世界就不會有那麼多「失落的歷史」，學者也不用如此辛苦地從零碎檔案中拼湊還原。
對華文世界的深刻啟示
我們需要「文化轉型」：從印象式到檔案式
這本書提醒我們：華文世界需要一場記錄方式的文化轉型。
不是說感性敘事不好，而是我們太缺少能經得起查證、能作為學術引用、能讓後代追溯的一手記錄。
歐美日本兩種都有：
- 既有文學性的個人回憶
- 也有檔案級的系統記錄
華文世界卻嚴重失衡：
- 感性回憶錄氾濫
- 嚴謹一手記錄極度稀缺
這不是「文化差異」，而是「能力缺失」
有人會說：「這是文化不同，華人重意境，西方重數據。」
但這本書證明：華人完全有能力做到歐美日本的記錄水準，只是大多數人選擇不這麼做。
這不是能力問題，是習慣和態度問題。
「瑣碎」的價值：今日小事，明日大事
作者在序言中謙稱：「這些流水帳式的記載，內容或嫌缺乏趣味。」
但正是這些被視為「瑣碎」的記錄：
- 某次會議有誰參加 → 今天看來是珍貴的組織人脈圖
- 某所學校有多少學生 → 今天看來是不可替代的教育史數據
- 某個活動幾點開始 → 今天看來是可查證的歷史座標
在歐美日本，學者從不嫌「一手記錄太詳細」；在華文世界，卻常有人覺得「寫這麼細瑣幹嘛」。
這種心態不改，華文一手史料永遠匱乏，學者永遠只能辛苦拼湊。
呼籲：我們需要更多「潘明式記錄者」
今天，依然有無數華人正在經歷重要的歷史時刻：
- 在世界各地創辦中文學校
- 成立各種華人社團
- 經歷移民、適應、融合
如果他們都能像潘明先生這樣：
- 精確記錄日期、人名、數據
- 保存照片、文件、剪報
- 系統整理組織名冊
- 事後考證補正
那麼50年後，後代就不會再為「歷史失落」而嘆息，學者也不用如此辛苦地從零碎檔案中拼湊二手研究。
結語：一部「本不該稀有」的作品
在歐美日本，《南越行紀》這樣的一手記錄應該是書架上的常態——精確、詳實、可查證的親歷者記錄。
但在華文世界，它卻成了稀有的孤例。
這個反差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現象。
作者簡介
潘明先生，中華民國資深外交官，1973-1975年間任駐越南共和國大使館秘書，外交生涯長達38年。本書為作者唯一出版的專書回憶錄，初版於2009年，增訂本於2018年完成。全書以日記體記載兩年三個月的外交工作，附有大量照片、剪報及組織名冊，是研究越南華僑史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以其罕見的檔案級精確度，達到了歐美日本學術著作的記錄標準，在華文回憶錄中獨樹一幟。
本書由作者授權分發，旨在推廣這部珍貴的歷史文獻，讓更多人認識嚴謹的一手史料記錄在華文世界的稀缺性與重要性。
「這些流水帳式的記載，內容或嫌缺乏趣味，但相信定會勾起許多旅越僑賢對往日情景的回憶，因此特別加以整理，以與大家分享。」
這段謙遜的話，透露了作者的清醒自覺：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在華文世界「不合時宜」但極其重要的事。
他選擇了精確而非抒情；
他選擇了檔案而非印象；
他選擇了考據而非渲染。
在一個偏愛情緒化表達的文化中，他堅持理性記錄；
在一個輕視「瑣碎」的傳統中，他重視細節；
在一個缺乏檔案意識的環境中，他為後世存檔。
這種堅持，在歐美日本是理所當然，在華文世界卻需要勇氣。
《南越行紀》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記錄了1970年代越南華僑的珍貴史實，更在於它為華文世界示範了另一種可能：
我們可以寫得跟英文書、日文書一樣嚴謹。
我們可以為後世留下可查證的一手史料。
我們可以讓學者不用只能從殘缺檔案中苦苦拼湊。
當歷史的硝煙散去，當事人漸次凋零，這本書將長久地矗立在那裡，以其在華文世界中罕見但不應該罕見的精確性，告訴後世：
我們的祖輩，曾經在那片土地上，如此真實、具體、可查證地生活過、奮鬥過、團結過。
閱讀建議
對於關心華僑史、東南亞華人與僑社研究的讀者，這本書是必讀之作。
但更重要的是，對於任何正在記錄、或準備記錄當代華人社會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個典範：
它告訴你：華文也可以寫成這樣。
它提醒你：今日的瑣碎，就是明日的珍貴一手史料。
它示範了：一個人的認真記錄，可以成為一個社群的集體記憶，可以讓未來的學者不用只能從殘缺二手資料中苦苦拼湊。
在資訊爆炸、記憶泛濫的今天，我們太需要這樣精確、可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一手歷史記錄了。
希望這本書的出現，不是華文世界的「孤例」，而是一個新傳統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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