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在人下：制度、正義與人的德性
引言：超越人治與法治的虛假對立
「法治」被奉為現代文明的核心信條，但這套看似無懈可擊的秩序，真能自動產生正義嗎？當我們將法律條文與程序視為最高原則時，人的道德、判斷與責任，又該置於何地？
長久以來，「人治」與「法治」常被視為彼此對立的體系。然而，這種二元對立掩蓋了一個根本問題：若無人的參與，正義將無從談起。衡平法的歷史經驗給了我們啟示，真正的法律秩序從未排除人的參與，而是讓人得以在制度框架中承擔責任、行使判斷。本文旨在論證：現代文明需要重新詮釋治理的本質，回歸以人為中心、以法律為工具的治理模式。
一、正義的人性根源：制度離不開人的德性
正義從來都不是抽象概念的自動呈現，而是人在具體的道德抉擇中的實現。演算法沒有正義感，條文沒有道德判斷，程序沒有良知。唯有人才能感受到不公，才能權衡利弊，才能在複雜的道德情境中作出選擇。
在普通法傳統中，法律從來不是脫離人類經驗的機械系統，而是從人民生活的具體經驗中不斷積累與演化的秩序。判例雖具約束力，卻是可被挑戰、推翻與調整的活體。這種活力的來源，正是「以人為主體」的思想立場。
普通法的核心並非「法律條文」，而是程序、比例、裁量與責任。法官並非機器式執行者，而是對社會常理與道德比例的理解者及調整者。這種制度設計的智慧在於：它承認了人的德性與判斷力是法律秩序不可或缺的要素，而非需要被排除的干擾因素。
二、衡平法作為德性裁量的制度容器
衡平法誕生於英格蘭中世紀王權集中的過程中，其本質是古歐洲部落道德秩序與中央司法體系的融合成果。日耳曼部落原有的道德裁量與倫理導向的調解傳統，原本難以在逐步僵化的英格蘭普通法體系中存續；但隨著大法官制度的建立，這種以誠信、比例原則與社群責任為核心的裁判精神，得以透過衡平法被保留並制度化。這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對正義持續不懈的追求——正義從來不是抽象規則的自動產物，而是社群中有德性之人對具體不義之事的回應。
衡平法從來不是對普通法的修補，而是其最根本精神的制度化體現。它不是為了填補普通法「失靈」時的例外機制，而是為了確保正義本身不被形式主義所淹沒。衡平法承襲的是更古老的歐洲自由裁量傳統——源於日耳曼部落習慣法對道德、公義與社群責任的尊重——這種人本的裁量精神在大法官體系中被制度化，使之在中央司法權內得以延續。
衡平法體現了真正的、有靈魂的程序正義：不是「無人化的自動程序」，而是「有人參與、有人承擔責任」的裁決過程。衡平法院的大法官，是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德性導引者。他們的裁量，並非為了修補制度錯漏，而是在法律無法預先窮盡的具體情境中，以誠信與比例原則為指引，動態地創造補充性的法理。這正是人類社會面對無限複雜性的制度應對之道——在無法預設規則涵蓋一切的現實中，以德性為基準作出責任型的裁決，實現權宜中的平衡。這不是對立，而是讓法律保持生命力的文明智慧。
程序並非為了排除人的作用，而是為了規範與引導人的作用。這種制度設計保存了文明的道德記憶，使得法律不致淪為冷冰冰的技術操作。
三、制度崇拜是對正義的抽象背叛
制度化的規則與程序，本質上即為一套簡易程序，其價值在於減少日常運作的摩擦成本，而非提供什麼深層的正義保障。誠如交通規則，它們僅為使大部分常見情況得以順暢處理。
當我們將簡易程序神聖化為「法治」的本質時，便已本末倒置。所謂「客觀的」、「自動的」正義，實則是一種幻覺。這種「法在人上」的體制，創造了一種制度的無責統治：
政策失誤時，「制度規定如此」；社會不公時，「依法操作」；判斷錯誤時，「無法裁量」。這不是真法治，而是建制勢力無責統治的合法化外衣。
制度崇拜試圖以技術與程序取代人的道德判斷，將責任抽象化、去主體化，使法律成為不容質疑的話語體系。這不僅抹除「誰在裁量」的問題，更使「誰來負責」成為無解之題。這種去責任化的治理模式，正是技術官僚制在法律領域的具體體現——以「專業」、「客觀」、「中立」之名，實則建構了一套免於道德問責的權力結構。
四、重新詮釋治理：以人為中心、以法律為工具的文明秩序
真正的治理，並非制度高於人，而是制度使人得以彼此問責；裁決可接受質疑；人（治理者與被治理者）在法律中互為主體；唯有人能承擔責任，法律則不能；抽象的法條無法回應正義，唯有人可為之。
衡平法提供了一種介於機械法治與專斷人治之間的中道選擇。它使「人」作為制度的主體，透過道德與常理的判斷，參與到法律秩序的建構之中。這並非破壞治理，而是其深化。
這種治理模式的核心在於：承認人的德性與判斷力是文明秩序的基礎，而非需要被技術化、程序化消除的不穩定因素。文明的延續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制度，而是有德性的人在制度框架內承擔責任、行使判斷。
五、人工智慧治理：無人的正義，是最大的文明危機
在當前的政治與法律討論中，「人工智慧治理」正被描繪為未來的理性典範。許多制度設計者幻想透過人工智慧取代人的裁決，以「數據」、「效率」、「客觀性」為名，打造全新的治理秩序。
然而，我們必須警惕：人工智慧不具備判斷能力，也不具備承擔責任的主體性。它無法體會羞恥、憐憫、信任、悔悟等人類情感，更不會因錯誤而承擔實質性的後果。倘若無人承擔責任，再高明的制度，也不過是逃避責任的工具；倘若治理無人作主，再精確的演算法，亦不過是權力的面具。
人工智慧並非正義的執行者，而是去責任化治理的工具。這種治理模式的推廣，實際上代表著文明的倒退——從有人承擔責任的治理，退化為無人負責的技術操作。
我們不能讓文明倒退至以「客觀中立」為名，實則去除倫理、抹除責任的統治形態。真正的治理，需要人，需要責任，需要對錯與善惡的主體判斷。這是文明得以延續的根本條件。
六、結語：制度要守住人的尊嚴與文明的根基
衡平法不只是過去法律制度中的「補充選項」，而是人類法治文明中最早正視人性、制度與正義三者互動的元制度模型。在技術主義與形式主義法律觀泛濫的今天，它提醒我們：只有人在場，制度才可能有靈魂；只有裁量可責，法治才可能有正當性。正義不單是規則的結果，更是道德與責任在制度中的實現。
我們所要捍衛的，是一種能夠讓人作為主體而非對象參與其中的法律文明；是一種不以抽象原則凌駕人性，而能透過裁量與比例守護正義的治理秩序。這種模式正視現實社會的複雜性無法被有限的條文所窮舉，承認人的德性與判斷力是文明秩序的關鍵要素，而不是等待被技術化消除的不穩定因素。
制度當守護人的尊嚴，而不能反成為新的主宰。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避免文明在技術主義的洪流中失去靈魂，才能確保正義不被抽象化為冷冰冰的程序操作。如此治理，方配稱為文明的基石。
「法在人下」並非無政府主義的呼聲，而是對真正的文明秩序的呼喚——一種以人的德性為基礎，以制度為工具，以責任為紐帶的治理模式。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需要找回的文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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