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蒙塵的東方之珠
一、制度設計的理想：一國兩制的本質是聯邦
香港從法理上看，從來不只是一個「地方」。在《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的雙重安排下，香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地位。它可以自行發放護照、設立獨立關稅區、維持法律體系獨立、貨幣獨立、財政獨立，並有權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多數國際組織並訂立條約。
這種安排已遠遠超出「地方自治」的範疇，實質上是一種主權聯合的結構。從制度安排來看，這種模式比一般的聯邦更為鬆散，但比邦聯又更加緊密。對比美國各州、德國各邦、甚至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法定權限分配，其成員未必比香港更加獨立。
這並非過渡性的讓渡安排，而是基於談判與妥協所創造的雙主權模式。在這個模式中，中國作為名義主權擁有者，負責對外代表和國防安全；香港作為具體治理主體，負責內政管理和經濟運作。兩者各自掌控不同的主權維度，形成分工合作的權力結構。
中國大陸本身也曾將香港視為真正的「特別行政區」，以區別於普通省份，承認其「非建制省」的特殊地位。
二、實踐中的偏離：從分權到收權
自回歸以來，這一高度自治的制度設計逐步走偏。從中央對政制改革的否決，到愛國者治港的推進，整體趨勢是「吸納」而非「並存」，「收權」而非「分權」。
這一過程固然有地緣政治、外部勢力介入等複雜原因，但最根本的癥結在於：中國政治文化本身難以容納一個制度性他者的存在。中國的統治邏輯歷來傾向一元化，對「兩種制度」、「兩套主權」的容忍，從來不是主流社會所能長期接受的。
更關鍵的是，在這場文化與制度的博弈中，香港自身未能站穩其作為主體的道德與文化正當性。本地政治力量要麼被收編為臣屬、淪為奉迎中央的工具，要麼走向非理性對抗、並訴諸外力干預。
其結果只能是雙輸：建制派失去了中央的信任，民主派在失去了社會穩定的同時也失去了民間的政治基礎。所謂「高度自治」，在這樣的語境中，變成了中央不信任、地方不自立的雙重夾擊中的空殼概念。
三、文化根源的探析：臣屬型人格的深層制約
正常權威尊重與病態權威崇拜的區別
要理解香港政治文化的深層問題，首先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權威關係：
正常的權威尊重主要基於理性的慕強心理，是一種本能的政治判斷。這種尊重具有條件性和可變性，當權威失去實力或正當性時，這種尊重會相應調整。
病態的權威崇拜則不同，它不僅來自慕強心理，更重要的是獲得了儒家道德說教的加持。這種崇拜將政治服從包裝成「忠」「孝」等道德美德，使權威關係超越了利害計算，上升為無條件的道德義務。
中國文化的一元化慣性
香港的「去主體化」過程，不能簡單看作是制度操作的結果，其根源在於中國文化深層的「臣屬型人格」——一種被儒家道德化包裝的病態權威崇拜。這種人格特徵並非外來殖民影響的結果，而是中國人在長期中央集權體制下形成的對權力的自然服從與依附。
中國自古以來的集權體制與儒家文化，對政治傳統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極深的影響。在儒家文化中，忠誠、順服被道德化為最受尊重的美德，而反抗、挑戰權威則被視為不道德的行為。這種道德化的權威崇拜，使得政治服從不再是簡單的力量對比，而成為了深層的文化認同。
這種文化心態並不隨政權更替而顯著變化。從唐宋到明清，對權力的順從始終是社會自發的道德準則。中國社會以服從與臣屬來維持穩定，有別於西方以制衡機制約束權力的制度傳統。
香港菁英的文化順從
香港的政治經濟體制自開埠以來，經歷了英國和中國兩大勢力的交替。在這些變遷中，香港人對權力的臣服姿態一直保持穩定。這種文化根基並非外來影響的結果，而是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忠」「順」「服」傳統在現代語境下的延續。
儒家強調的家國一體、權力至上，深深植根於香港社會。香港菁英對權威的極度順從，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框架下自發形成的。無論是在殖民時代還是回歸後，香港人對權威的依賴，往往遠超於真正的自我主權或政治理性。
這種依附心態源自於文化底色，而非殖民政府的「馴化」。當香港回歸中國後，這一文化底色仍舊存在，只不過從「英國權威」轉換為「中國權威」。但這一變化並未對香港社會的根本政治人格產生實質性改變。
具體表現為：政治菁英習慣於揣摩上意、迎合中央；商業菁英熱衷於政治站隊、表態忠誠；知識菁英要麼沉默自保，要麼轉向激進對抗。缺少的恰恰是以制度為準繩、以契約為基礎的理性政治文化。
四、現實結果的檢視：主權空間的流失
今天的香港，雖仍保持某些制度獨立性（如法律與財政），但在政治、文化、對外代表性等關鍵面向上，已快速邊緣化。曾經的「不屬地方」的設計，正在一點一點被掏空。
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
政治層面，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改變，使得原本的政治多元化被「愛國者治港」取代。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雖然形式未變，但實質上的自主空間大幅收窄。
文化層面，教育內容的調整、媒體環境的變化，都在重新塑造香港的文化認同。原本的「中西文化交匯」正在被「中共文化」所替代。
對外代表層面，香港在國際組織中的獨立發聲能力受到限制。在一些敏感議題上，香港越來越難以維持其「中國香港」的獨特身份。
而香港本地社會對此亦缺乏有效的抵抗意識。沒有堅定的政治主體性訴求、沒有清晰的制度正當性訴求，香港就無法守住原本已經擁有的主權空間。
一個諷刺的現象是：香港原本不是中國的「州」，卻正在被州化；不是省，卻正在被省級化；不是地方，卻正被文化與現實拖回「地方」的邏輯中。這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群體選擇的結果。
五、中華文化圈的共同困境：以台灣為例
台灣政治長期被情緒動員所綁架，陷入統獨二元對立。表面上看是要去中國化，實質上反過來自證了其中國性，表現出了典型的中國式情緒化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
台灣與香港同樣承繼中國文化，其政治人格與香港人並無二致。兩地都表現出相似的文化特徵：要麼極度順從權威，要麼激烈反抗權威，缺少理性的制度化政治文化。
台灣的統獨爭議，本質上也是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的產物。無論是「統一派」還是「獨立派」，都傾向於用絕對化的方式思考政治問題，難以接受模糊的、妥協的、漸進的政治安排。
台灣若採取一國兩制方案與大陸統一，其結果也將是迅速被一元化整合。台灣社會同樣面臨著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臣屬型人格與自我主體性之間尋找平衡的挑戰。基於香港的經驗，我不支持台灣的一國兩制方案，因為這將導致台灣失去其政治與文化的多元空間，最終被納入中國的一元化體系。
這種困境並非台港兩地獨有，而是所有承繼儒家中央集權文化的政治社群都必須面對的根本課題：如何在保持文化認同的同時，發展出不同的政治主體意識？
結語：主體性轉換的必要
若香港仍希冀保有其獨特地位，前提不是呼籲中央克制，也不是幻想外力援手，而是在香港自身內部重建一種真正的主體意識與政治文化。這種文化既非叛逆、也非臣屬，而是契約型、責任型、制度型的政治文化。
只有當香港理所當然以平等之姿與中央對話，而不是以求寵或叫罵的情緒化方式與之互動，它才可能重新找回自己原本制度設計所預留的空間。
主體性的建立，不只是制度的設計，而是人格的轉換。這需要擺脫儒家道德化的權威崇拜，建立基於理性契約的政治關係。這既是香港的挑戰，也是整個中華文化圈政治變遷的核心命題。
只有理解了正常權威尊重與病態權威崇拜的區別，認識到儒家道德化包裝對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我們才能真正把握中華文化圈政治現代化的困境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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