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政治語境中，「Equity」這個詞越來越常出現在政策、教育、企業和社會運動的語言中。但它的原始法律含義與當代左派語境中的使用早已南轅北轍。本文試圖還原這個概念的本意，並揭示它如何被重新定義、被綁架，最終變成推動結果平等和制度干預的政治工具。
一、衡平法不是「補充」，而是普通法的核心精神
許多中文語境會將「普通法」（Common Law）與「衡平法」（Equity）視為英美法中的對立系統，這種看法未免陷入大陸法式的分類慣性。實際上，在英美法系的發展過程中，衡平法從來不是法外補充或對法律精神的修正，而是對其內核的詮釋。
英美法之所以與大陸法系不同，就在於它不是一套以條文為中心的法律體系，而是以個案裁決（Case Law）為基礎的法律秩序。每一個判例既是裁決，也是立法。法官不僅執行法律，更創造法律。而創造法律的依據，並非成文的權威，而是「衡平」：也就是一種基於社會傳統、公理常情、良知、比例、實踐習慣等綜合而來的道德判斷。
衡平從來不是例外條款，也不是機械執法的「人情補丁」。衡平即法律本身，是英美法判例法體系中不可分割的精神和原則。它保障法律不會被教條化、不會淪為脫離現實的邏輯機器，而始終保持與人的經驗與社會的變動相連接。
與之對照，大陸法系（Civil Law）建立於從漢末拉比法典到羅馬法的一貫傳統，強調條文的系統性與法典的邏輯一致。法官在其中只是「適用法律」的執行者，並不參與立法行為。這使得在大陸法中，當條文與現實衝突時，法官的手腳經常被束縛，難以迴避機械適用所造成的不義。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大陸法系在實踐中受到英美法影響，法官在特定情境下（如法律漏洞或社會變遷）被允許進行有限的衡平裁量，例如德國民法典中的誠信原則或法國民法中的公平考量。然而，這種裁量僅作為成文法體系的補充，與英美法衡平作為法律核心的精神有本質區別。大陸法的衡平更像是技術性調整，而非基於良知與比例原則的創造性立法。
因此，衡平不是程序之外的補充裁量，而是程序本身的一部分，是讓法律持續與現實保持連結的動態調整機制。
二、衡平法的目的不是結果平等，而是程序正義
Equity 所追求的「公平」，並不是今天左派話語中常見的「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s），而是程序正義，體現為法官基於良知與比例原則的裁量權。
在歷史上，衡平法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了防止判例在長時間累積後變成僵化教條，造成法律與現實脫節。因此它賦予法官一種裁量權，使其在面對具體情境時，可以根據案件現實情況、社會傳統和道德共識，給出不拘泥於先例的裁決。衡平的核心價值是避免「公義的形式變成實質的不義」。
這種程序中的寬容、比例與補正，使英美法系能在社會變遷中維持其靈活性與正當性。衡平的目的在於保留人在制度中的主體性，以防止法律制度的自我強化與僵化。這不是「法外開恩」，而是普通法與生俱來的自我調整能力。
三、左派語境中的「Equity」：語言的篡改與政治化
然而，在當代左派語境中，「Equity」被徹底改寫了意涵。它不再意味著程序正義，而是直接被等同於「結果上的平等」——也就是對既有社會分配進行調整與干預，讓不同群體在結果上達到某種理想的「平衡」——走向了程序正義的反面。
例如在教育政策中，「Equity」常被拿來正當化對某些族群的升學配額制度。以哈佛大學為例，其平權法案招生政策以「Equity」為名，根據種族身份分配名額，但2023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違反平等保護原則，認為公平應基於個人條件，立即與程序正義產生衝突。哈佛案例引發爭議，右派以程序正義反對「Equity」，卻陷入左派的語言陷阱，反對的是結果平等的「Equity」，維護的正是真正的Equity——程序正義；在企業與政府機構內部推行的DEI政策中，Equity意味著特定族群在結果上的「保障性席位」。
這種用法從根本上背離了衡平法原本的精神：
- 衡平是在個案中做出的道德裁量，不是按群體劃分的政治配額；
- 衡平強調法官根據比例原則進行調整，而非政府或行政機關按社會工程進行分配；
- 衡平保障程序的正當性，而不是結果的統一性。
一旦將「Equity」從程序良知扭曲為結果主義，它不僅背離英美法的歷史傳統，也開啟了一條由行政權力決定「誰值得多少」的危險道路。這條道路看似充滿道德感，實則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無異：看似理想，實則由掌權者決定「誰需要、需要多少」。
四、語言綁架的政治後果
這種語言上的劫持，其危險性不僅在於概念混淆，更在於它在道德上取得了壟斷地位。例如，在美國DEI政策爭議中，反對「Equity」配額的學者常被貼上「反公平」標籤，迅速遭到排斥。一旦某種配額、再分配或制度性照顧被標籤為「Equity」，反對者便被視為「反正義」，進而被邊緣化或取消。
也就是說，語言不僅被重新定義，還被用來劃分善惡與敵我。這不再是公共討論，而是道德裁決，甚至是一種新型的權力形式。
結語：語言綁架的危機與我們的使命
衡平法的精神，不在於讓所有人達到一樣的結果，而在於讓所有人都能以主體的姿態參與法律程序。這種程序正義、比例原則與道德參與，才是英美法最值得珍惜的資產。
然而，「Equity」的扭曲僅是語言綁架的冰山一角。在當代政治語境中，諸如「公平」、「正義」、「包容」等詞彙被重新定義為意識形態工具，壓制理性討論，製造敵我對立，侵蝕政策理性與制度信任。語言綁架的普遍危害不僅限於單一詞彙，而是對公共領域的全面挑戰，動搖了社會共識與法律文明的根基。
我們必須正視這場語言的危機，通過跨學科的教育、公共論辯與媒體反思，澄清概念本義，破除道德標籤的壟斷，重建理性討論的空間。只有在語言的鬥爭中捍衛概念的真諦，我們才能守護制度的靈魂與社會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