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內捲一詞原指農業社會中，單位勞動產出遞減、投入卻無法換取增益的封閉性結構。本文將其擴大理解為一種社會現象：當某些原本作為私德的美德（如勤勞與簡樸）被制度化後，逐漸演化為集體性壓力，導致個人與組織都陷入難以逃脫的內向競爭。內捲不同於正常競爭：正常競爭在資源可擴張、路徑多元的環境中，通過創新創造新增價值，允許失敗與選擇自由；內捲則在資源固定、機會稀缺的零和博弈中，迫使個體陷入同質化競爭，導致內耗與創造力枯竭。本文將從動因（文化與價值觀）、機制（制度與競爭邏輯）與結果（資源耗盡與創新受阻）三個層面，分析當代儒家社會在勤儉光環下的結構性困境。
勤勞與簡樸的陷阱：從個人美德到集體困局
在多數文化中，勤勞與簡樸被視為高尚美德，尤其在儒家文化和新教倫理中深入人心。然而，當這些美德被制度放大，卻成為內捲的催化劑，非但未促進創新與資源擴張，反而導致效率低下與社會內耗。
勤勞如何加劇內捲？
在資源有限的零和博弈中，勤勞不再創造新增價值，而與正常競爭的創新導向相反，僅改變資源分配。中國高考錄取率極低，大量學生每天學習超過九小時，補習成為一種普遍且被迫的勤勞。這種競爭迫使個體犧牲休息與創意，陷入不努力即恥辱的道德壓力，最終導致創造力與生活品質雙雙下降。畢竟，創新需要閒暇與試錯空間，但內捲卻將時間壓縮進無止盡的競爭循環。
簡樸如何加劇內捲與階級分化？
簡樸主要影響消費端，壓抑了社會需求。在內捲環境中，簡樸者積累資源以鞏固競爭優勢，卻減少社會總需求。
對於底層而言，簡樸成為一種極致的生存策略。他們的需求被極大簡化，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基本的生存和下一代的競爭中。這種吃草般的忍耐力，反而增強了他們在極端內捲中繼續堅持的能力，使得整體社會的競爭烈度不斷升高，形成一種悲劇性的循環。
對於富人來說，對簡樸的信仰也非僅止於外部道德壓力。他們往往發自內心地相信勤儉是財富增長和維護家族地位的基石。這種內化的簡樸觀念促使他們將大部分財富用於再投資和擴大生產，而非奢侈消費。儘管這客觀上可能推動了經濟增長，但在一個增量有限、機會稀缺的內捲社會中，這種積累卻可能加劇了頂層資源的集中，進一步鞏固其優勢，使底層更難以向上流動。簡樸文化將理性自律神聖化，同時妖魔化享樂與冒險，使創新者與風險投資者在資源分配中居於劣勢。菁英階層則往往藉由控制群體預期來維持既有權力結構，進一步固化了內捲。
底層的勤儉：生存與剝削的螺旋
在社會底層，勤儉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在生存壓力下的自我消耗。底層的勤勞與簡樸實質上意味著吃得更少，幹得更多。以中國的996工作制為例，員工每天工作12小時、每週6天，卻因過度競爭導致工資待遇增長乏力，近年來科技行業996員工的平均工資增長遠低於GDP增速。外賣騎手每單收入的下降，也反映了在過度競爭下，個體被迫接受低報酬的困境。這種勤儉鮮少能轉化為有效的向上流動資本，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競爭：誰能忍受更低的報酬、更惡劣的條件，誰就暫時存活。這種被迫的勤儉被主流社會視為美德並加以歌頌，不僅合理化了底層的困境，更加劇了社會的不公，成為內捲最為殘忍的體現。
美德的異化：當勤儉成為不自知的教條
勤勞與簡樸之所以成為社會困局，其更為隱蔽卻關鍵的原因在於，大多數人身處其中而難以察覺其作為教條的存在。如果勤儉是個人自發的選擇，它確實是一種美德，源於個體對自身生活和目標的審慎規劃。然而，當勤儉被社會透過教育、輿論、制度獎勵等方式潛移默化地灌輸，成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正確和唯一的成功標準時，它就異化為一種隱形的教條。
這種灌輸的隱蔽性，使得人們難以分辨自己的勤儉行為究竟是出於自由意志，還是來自外部壓力。以韓國龐大的補習市場為例，家長即便投入年收入的相當比例，也往往因為不補課即落後的焦慮，而無法擺脫這種競爭，儘管這並未實質性提升錄取率。這種教條導致消費低迷、創造力下降，但由於其隱蔽性，個體常陷入不夠努力的檢討，從而模糊了問題的根本原因，使得改革動力難以產生。勤儉因此不再是個人規劃，而是被制度強加的生存壓力，加劇了內捲。
儒家與新教勤儉的本質分野
內捲的根源與文化對勤儉的詮釋存在深刻的本質差異。若以其目標與路徑區分，可見儒家的勤儉更具進步主義色彩，而新教倫理的勤儉則偏向保守主義的個人私德。
儒家思想將勤儉置於實現一個宏大、集體性的社會理想——大同社會的框架之下。 這是一種先畫出果，再製造因的模式。個人的勤儉、修身、刻苦學習，並非僅為自我救贖或財富積累，而是作為一種教化工具，旨在培養出能夠服務於國家、建設理想社會的個體。其進步性在於追求整體社會秩序的完美與向上提升。然而，當社會資源有限，外部增量不足時，這種服務於集體宏大目標的因，便容易異化為全民性的零和內耗。在這種模式下，勤儉被異化為通向單一且稀缺的成功的唯一手段，加劇了同質化競爭。
相對而言，新教倫理中的勤儉，則更像是一種保守主義的個人私德。 其根本驅動力源於對個人靈魂救贖與蒙受神恩的焦慮。新教徒在世俗職業中的勤奮與對財富的節省，主要目的在於證明自身是上帝的選民。他們根本沒有改造社會的動機，對現有秩序的接受度也較高。這種個人行動的外部表現客觀上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和再投資，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因果正向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增量（例如，美國矽谷的風險投資與創新），使得勤儉成為擴大蛋糕而非分割蛋糕的動力，避免了普遍性的內捲。其保守在於其動機的個體性與非社會改造性，但其結果卻意外地帶來了社會的巨大躍進。
這種文化對勤儉內涵的根本差異，深刻塑造了東亞社會的競爭模式。儒家集體主義的道德壓力，將不努力視為恥辱，導致高昂的心理成本，例如韓國的自殺率遠高於新教社會的美國。當儒家的勤儉被教條化，而社會又缺乏實質增量時，其進步的願景就容易滑向全民內耗的深淵。
為什麼制度無法自我修正？
勤勞與簡樸導致的內捲難以打破，根源在於制度慣性與普遍的集體焦慮。韓國的補習市場規模龐大，當政府試圖禁止補課以減輕負擔時，卻引發了民眾的巨大反彈，因為許多家長堅信不補課就等於放棄競爭，等同於剝奪了孩子未來的一線生機。類似地，中國的996工作制被視為勤奮的標準，反對改革常被認為是喪失競爭力。即便菁英階層察覺到效率下降與創造力枯竭，挑戰現狀的風險也使改革寸步難行。這是一種靜默體系內的困局：大多數人缺乏感知，少數覺醒者則受制於系統的反噬機制，導致人人都知道問題存在（或至少部分人知道），但誰都無法真正觸碰它。
結語：從道德問題轉化為制度問題
勤勞與簡樸的問題不在於美德本身，而在於其被制度化為競爭的鞭子和消費的枷鎖。當底層人民在內捲中耗盡精力，如日本頻發的過勞死現象或中國的躺平思潮，社會便面臨工資待遇增長停滯、消費力萎縮、創新停滯與生育率低迷（例如，韓國已降至0.78，中國亦處於極低水平）等多重危機。
更為悲劇的是，當底層人民被洗腦，主動壓縮自己的需求，期望以此在極端內捲中求生時，社會的消費力、創新活力和再生產能力將遭到毀滅性打擊。這種模式最終將無以為繼，導致社會底層徹底崩潰，進而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從而動搖政權的根基。
問題不在於個人是否應該勤勞或簡樸，而在於社會是否將勤勞變成無限競爭的鞭子，將簡樸變成扼殺消費和創新的枷鎖，並且不公平地獎勵這種異化的勤儉。這種倒置，才是文明陷入死結的根源，將社會拖向崩潰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