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中央集權是一場事故？
一、導論：中央集權違背人類社會的自然秩序
現代人往往誤以為中央集權是文明進步的標誌，是理性治理的體現。然而，歷史智慧告訴我們恰恰相反。中央集權制度並非人類社會的常態，而是一種違背自然秩序的制度異變。它不是有機演化的結果，而是人為設計與暴力強制的產物。其形成原因除了戰時動員、理性主義的自負、革命的破壞性外，也與龐大且不斷擴張的官僚體系密不可分。
在人類文明的絕大部分時期，社會都是自然分層、多中心治理的。家族、教會、行會、地方貴族，各自承擔不同的治理職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權威網絡。這種有機秩序尊重人性，符合社會的自然發展規律。真正徹底摧毀這種傳統秩序的國家，在歷史上寥寥無幾。
誠然，中央集權在某些特定歷史時期，尤其是在國家統一、基礎設施建設或面對外部挑戰時，可能展現出集中資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短期優勢，甚至能建立起表面的「輝煌」（例如統一度量衡、大規模工程建設）。然而，這種優勢往往是以犧牲社會內生動力和多元活力為代價，並且其生命週期短暫，難以持續。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需要政府，而在於社會是否保持了自我治理的能力。當一個社會完全依賴中央才能運作時，中央的崩潰就意味著文明的倒退，而非重生。這樣的制度狀態，背離了人類社會的本質。
二、什麼是對傳統秩序的「顛覆」？
摧毀傳統的多元治理結構，建立單一中心主導、消滅中間權威、基層直接服從中央的人為制度安排。
這種顛覆具有四大特徵：
- 摧毀自然中間權威：家族、教會、行會、地方貴族等傳統治理主體被系統性消滅；
- 建立人工統治機器：用抽象的行政體系取代具體的人際關係和血緣。官僚體系的擴張是這一過程的關鍵推動力量。隨著中央政府職能的增加和對社會控制慾望的增強，需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層級分明的官僚隊伍來執行中央意志、徵收稅賦、管理司法等，這些官僚直接聽命於中央，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自治機構和傳統權威。
- 壟斷權威來源：社會自行產生權威的能力被剝奪，所有合法性必須來自中心。
- 強制思想統一：用人工炮製的意識形態取代傳統的宗教、風俗、道德，以實現思想控制和改造。
三、徹底顛覆傳統且無法恢復的國家
這些國家進行了激進的制度革命，旨在徹底清除舊有社會結構，建立一個全新的、由中央絕對控制的秩序。其代價是巨大的，文明的根基被嚴重動搖。
1. 中國：最早的制度革命實驗
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封建貴族制，逐步演變為秦朝的郡縣官僚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進行徹底制度革命的文明。
秦始皇統一六國，標誌著對傳統社會結構的系統性摧毀。他「廢封建，置郡縣」，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並焚書坑儒，試圖從制度到思想全面掌控社會。
代理人治理體系的建立：所謂「皇權不下縣」，並非基層自治的體現，而是皇權通過地方士紳、宗族領袖等「代理人」實現對基層的間接控制。這些代理人的權力來源於上級，而非社區共識，他們必須執行中央意志，缺乏獨立議價和拒絕的空間。明朝的里甲制、清朝的保甲制等嚴密控制網絡，確保中央意志能滲透到每個村莊和家庭。
意識形態革命：從先秦百家爭鳴到漢代「獨尊儒術」，再到近現代的革命話語，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始終是為專制統治服務的，旨在「強制思想統一」，取代傳統的多元思想。
中央崩潰即文明倒退：每當中央政府失能，中國就陷入長期分裂和戰亂，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直至新的專制統一再次建立。這顯示了其高度依賴中央的脆弱性。
2. 法國：典型的現代革命國家
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其目標是徹底根除「舊制度」。
革命者解散了貴族，沒收教會財產，廢除了行會，重新劃分行政區劃，甚至改革了曆法和宗教。與中國類似的是，法國也統一了度量衡（公制）並推廣為國際標準，確實展現了中央集權在某些領域，如提升效率和促進現代化方面的短期優勢。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在初期能為國家帶來效率提升和基礎設施的改善。
革命意識形態：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政治理念被用來整合官僚體系並取代具體的傳統紐帶。
中央失效即國家解體：巴黎的政治動蕩直接決定整個法國的命運。地方從未展現過獨立承擔治理責任的能力。每次危機都需要新的中央集權來解決。
四、傳統根基未被完全摧毀的國家
這些國家雖有中央權威，但並未徹底顛覆其社會的傳統結構和中間權威，因此在面對挑戰時展現出更強的韌性。
1. 俄羅斯：專制與傳統的混合體
俄羅斯的沙皇專制雖然強大，但始終未能完全摧毀傳統的社會基礎。東正教會保持了相對獨立性，作為一個擁有自身傳統、教義和組織結構的實體，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有獨立的權威來源，不但未淪為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工具，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分權。貴族保留了地方治理功能，農村公社維持了基層自治傳統。
意識形態的不徹底性：除了共產主義時代，俄羅斯沒有一套支持中央集權並取代傳統的意識形態，未能深度重塑社會結構。傳統文化始終在民間保持活力。
因此，俄羅斯雖有專制外表，其統治基礎實為鬆散的人治聯盟，而非制度化的社會控制機器。
2. 羅馬帝國：務實治理與傳統共存
羅馬帝國的中央集權化程度，也與中國秦朝和法國大革命後的激進模式不同。它在維護帝國統一和法律秩序的同時，傾向於吸收和整合被征服地區的傳統，而非徹底摧毀。
自治傳統的保留：許多地方城邦在羅馬統治下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內部自治權，包括自己的法律和行政體系。羅馬帝國的統治更側重於提供外部秩序和基礎設施，而非全面改造地方社會。
務實的意識形態：羅馬並沒有強制推行一套排他性的、用以取代地方信仰和習俗的意識形態。雖然有「羅馬和平」和法治等核心理念，以及對皇帝的崇拜（作為維護帝國統一的象徵），但多神教的包容性使其允許被征服地區保留自己的神祇和宗教習俗。這使得羅馬帝國在大部分時間裡，避免了用意識形態來徹底破壞地方自治傳統和文化。羅馬化是一個漸進的文化影響過程，而非強制的意識形態灌輸。
五、保持傳統秩序的健康社會
大部分現代成功的文明國家都保持了傳統的多元治理結構，並通過漸進改良而非激進革命實現了現代化進步。它們證明了文明的發展無需以摧毀社會的有機結構為代價。
| 國家 | 制度特色 | 傳統保護 |
|---|---|---|
| 英國 | 君主立憲 | 貴族院、普通法傳統、教區自治 |
| 美國 | 聯邦共和 | 州權、地方自治、宗教自由 |
| 德國 | 聯邦制 | 各邦文化傳統、教會影響、行會傳統 |
| 瑞士 | 邦聯制 | 直接民主、村社自治、傳統節慶 |
六、制度革命的文明代價
當傳統的社會秩序被徹底摧毀後，社會將承受難以估量的文明代價，這也使得中央集權的短期優勢難以為繼，最終消耗殆盡。
- 道德淪喪：傳統的道德約束和社會信任被破壞，社會不得不依賴外部強制力來維持秩序，人際關係變得脆弱。
- 政治惡性循環：社會失去自我調節和制衡的能力，陷入「革命-專制-崩潰-革命」的泥沼，無法建立穩定的憲政秩序。
- 空洞的自由：自由不再是根植於傳統權利和地方自治的內生力量，而成為權力可以隨時授予或剝奪的恩賜，這種社會往往把寬鬆的管制和自由混為一談
七、制度革命的不可逆性：破壞容易建設難
一旦傳統秩序被徹底摧毀，就極難重建。
- 社會記憶斷裂：傳統的治理智慧和實踐被遺忘。
- 道德基礎侵蝕：社會依賴缺乏超越性的意識形態，無法支撐深層的道德共識。
- 制度路徑依賴：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形成自我強化的慣性。
- 權力競爭邏輯：在無序狀態下，各方爭奪的目標往往是成為新的獨裁者，而非建立 checks and balances。
這解釋了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循環「週期率」、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的崛起，以及俄國革命後的蘇聯專制。
八、結論：回歸還是前進？
中央集權制度是對人類文明傳統的背叛，它源於戰時動員、理性主義的狂妄和革命激情的破壞性。中國和法國的歷史悲劇為我們敲響了警鐘，而那些保持了傳統秩序的社會則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真正的進步建立在對歷史的尊重之上，真正的統一建立在對多元的包容之中。
儘管中央集權在初期能帶來效率和力量，但這種優勢往往是短期且不可持續的。它會導致社會活力被抑制，並為長期的政治循環和社會困境埋下伏筆。因此，我們必須對官僚體系的無限制膨脹保持高度警惕，因為它不僅是中央集權形成的推動力量，更會不斷侵蝕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和多元活力。
對於那些已經失去傳統根基的社會而言，問題在於：是否還有可能重新發現保守主義的智慧，不再尋求進一步的顛覆，而是努力在不破壞的前提下，逐步恢復社會的有機活力？這將是人類文明面臨的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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