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前的政治體制正面臨一個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儘管其建立在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這一旨在制衡與防範專斷的基石之上，但卻陷入了一種無主狀態，我們將其稱為問責真空（The Accountability Void）。權力分立作為一種將權力分配到不同實體或層級的原則，本身旨在促進良善治理，防範權力濫用，甚至在君主制中，如「王在法下」這一原則也能體現其精神。然而，當這種權力分立未能伴隨清晰且有效的最終問責機制時，便會導致責任模糊不清，使得沒有一個單一的、強有力的權威能夠統籌全局或為國家的長期福祉承擔終極責任。這種現象在共和體制中根深蒂固：政治的本質往往淪為利益的分配與交易，而缺乏這種明確的最終問責點，使得妥協成為維持政治運作的必要手段。這並非某一個領導者的個人問題，而是體制本身的深層困境。美國 $35.5 兆美元的巨額債務危機，正是這一問題的集中體現，也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突破口，讓我們直面問責真空的問題。
問責真空下的潛規則與債務危機
在共和體制中，權力依據分立原則分配於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門，聯邦、州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教會、公會、協會等各種社會機構。這種結構本意是為了制衡權力，避免腐敗；然而，當這種分立的權力未能伴隨清晰的最終問責機制時，便容易導致責任推諉，沒有人真正為公共利益承擔責任。議員為了爭取選票，常常透過豬肉桶項目來滿足地方利益，而這些項目的後果卻由全民承擔。例如，2008 年的 Gravina Island Bridge（無處之橋）耗資 $3.98 億美元卻只服務 50 個居民，成為浪費性支出的典型案例。在當前的立法進程中，《大美麗法案》作為一個正在審議的重要法案，雖然其可能讓赤字增加 $3.8 兆美元，但其複雜的政治考量，使其在問責真空下，成為各方不得不權衡的現實，甚至在特定戰略目標下，成為被支持的選項。
美國的債務危機進一步凸顯了問責真空的缺陷。截至 2025 年 2 月，美國總債務已達到 $35.5 兆美元，相當於每個公民平均承擔約 $10.8 萬美元的債務。這種巨額債務的累積，正是因為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最終問責點來約束浪費性支出。議員們知道，透過利益交換「分肥肉」可以換取支持，而債務的後果卻由未來的世代承擔。這種責任分散且無最終承責的狀態，讓公眾對政治感到疲憊——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2023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約有三分之二（65%）的美國人對政治感到疲憊，而只有一小部分（10%）表示他們對政治感到希望。
補丁思維的局限：問題的深層根源
傳統上，面對問責真空的問題，人們往往試圖透過制度補丁來應對，比如設立獨立的預算監督機構來約束浪費性支出。然而，這種方法往往適得其反，因為這些旨在增加問責性的新設機構，很快就會被同樣的系統性壓力所同化和中和。問題不僅在於體制本身存在缺陷，更在於從內部修補的嘗試往往會失敗，因為這些補丁本身也會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新機構需要人來運作，而這些人可能很快成為新的利益相關方，成為可收買的漏洞，進一步侵蝕公共利益。例如，美國的聯邦選舉委員會（FEC）就常常因為黨派分歧而陷入僵局，無法有效監管。這種「打補丁——被收買——增加問題」的循環，揭示了問題的深層根源：當權力結構本身未能建立起有效且具約束力的最終問責機制時，任何新設機構都難以跳出利益博弈的框架，成為真正的解決力量。
這種現象表明，單純依靠新設機構或機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責真空的問題。事實上，這些補丁本身就助長了政府規模的擴張、稅收的增加以及大規模的舉債。即使是像馬斯克倡導成立的政府效率部 D.O.G.E. 是一個旨在提效反腐的臨時安排，如果它某一天真正成為正式的體制，它要麼會因無法觸及問責真空的根源而失效，要麼反會導致新的資源消耗和官僚膨脹。這一困境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問責真空的本質，以及如何才能真正打破這種不斷打補丁卻又不斷被系統同化的惡性循環。
豬肉桶政治的傳統與擴大化路徑
豬肉桶政治並非新鮮事物，其傳統在美國政治中可追溯至 19 世紀初，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 1817 年，民主黨人約翰·C·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提出的《獎金法案》（Bonus Bill）就成為一個早期案例。該法案計劃利用第二美國銀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盈餘資金修建聯通東部、南部與西部邊疆的高速公路，但最終被總統詹姆斯·麥迪遜以違憲為由否決。雖然法案未通過，但它已展現了豬肉桶政治的核心特徵：透過聯邦資金為地方項目提供支持，以換取政治支持或選票。在這一階段，豬肉桶項目儘管帶有政治交換性質，但往往仍有一定的公共建設或福利屬性，可被視為各自收買選民的工具，維持著表面上的公共性。
隨著時間推移，豬肉桶政治的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成為美國政治中的痼疾。19 世紀的豬肉桶項目多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如運河和鐵路，但到了 20 世紀，隨著聯邦政府權力的擴張，這些項目的範圍和成本急劇上升。例如，波士頓的大挖掘（Big Dig）項目，最初預算為 $27 億美元，最終耗資卻高達 $146 億美元，成為浪費性支出的標誌性案例。更令人震驚的是，根據 Citizens Against Government Waste 的數據，2023 年美國聯邦預算中包含了 8,222 個豬肉桶項目，總成本達到 $227 億美元，而 2005 年這一數字曾高達 15,887 個，遠超 1994 年的 4,126 個。這一趨勢表明，豬肉桶政治不僅未被遏制，反而在既有體制下，因問責真空而愈發氾濫，成為財政赤字膨脹的重要推手。這其實就是現代政府即便收取了更大比例稅收，卻仍不斷需要大量舉債的深層根源。
當代的豬肉桶政治更是進化到了一種自肥的模式，即項目不僅是為地方選民，更是為相關利益集團、甚至直接為決策者及其裙帶關係謀取私利，其公共性急劇下降。預算規模的膨脹與豬肉桶項目之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彼此互為因果。20 世紀初，聯邦預算僅佔美國 GDP 的 2-3%，而到 2025 年，這一比例已接近 25%。預算規模的膨脹反過來又為豬肉桶項目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間，同時，國會的立法流程也變得愈加複雜。例如，現代豬肉桶項目往往以附加條款（earmarks）的形式出現，被嵌入數千頁的預算案中——如此龐大的文本，導致沒有人能夠認真審閱全部內容，大家往往只關注自己的提案是否通過，卻鮮少過問他人議案的合理性。這種結構性缺陷，讓豬肉桶政治從早期的零星行為，演變為系統性的腐敗機制，進一步加劇了債務危機。
刺破潛規則：戰略妥協與結構反思
在這樣的背景下，Elon Musk 的公開批評成為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2025 年 6 月 4 日，Musk 公開批評《大美麗法案》，稱其為「巨大的、離譜的、充滿豬肉的國會支出法案」，並形容它為「噁心的怪物」。這一直言不諱的批評刺破了政治中的潛規則，讓公眾開始關注這些浪費性支出的危害。這種批評不僅揭露了法案中的不公（比如用公款換取選票），更重要的是，它引發了對問責真空體制缺陷的廣泛討論。
然而，對《大美麗法案》的態度也反映出問責真空下的深層困境。從現實政治考量來看，即便該法案充滿了豬肉並加劇了財政負擔，川普本人也只能選擇支持其通過。這是因為，在當前高度分裂的國會中，否決這樣一個關鍵法案，可能會導致他失去脆弱的國會多數支持，使其核心政策無法繼續推進，甚至可能導致其政治議程（MAGA）成為四年的曇花一現，從而失去扭轉社會的長期可能性。對於像本文作者這樣認識到問題結構性本質的人而言，支持這樣一個有缺陷的法案，並非認可其內容，而是對現實政治格局的必要妥協，是維繫宏觀目標的必要代價。因此，支持川普推動此類法案，與支持馬斯克刺破潛規則，兩者並非矛盾，而是對同一結構性困境在不同層面——戰術性妥協與戰略性批判——的回應。這種刺破並非為了改變單一事件，而是將問題擺上桌面，並打破潛規則的合理性。
避免民粹化，聚焦理性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批評應該引發理性思考，而不是淪為民粹化的行動。民粹化可能將問題簡化為「人民 vs. 菁英」的二元對立，激發情緒化的對抗，卻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政治學研究指出，民粹主義常常訴諸情緒，而非理性，這反而可能加劇社會分裂。在美國當前極化的政治環境下——Pew Research Center 2022 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多數自由派（約 62%）和保守派（約 57%）均對對方的政黨持非常負面的看法，這種兩極化傾向加劇了社會分裂——民粹化的行動可能讓討論偏離軌道，無法解決潛規則的根源。
相反，這種批評應該成為理性討論的起點。我們需要聚焦於問責真空的結構性缺陷，思考為什麼潛規則能長期存在，以及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我們絕非主張集中權力，因為權力集中本身並不能保證問責，解決不了腐敗的同時反而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專斷。我們應該提出更深刻的問題：「為什麼在現行體制中，我們的系統會允許這種浪費？為何最終責任會如此模糊？」這樣的討論可以讓公眾跳出情緒化的反應，開始直面體制問題的根本。
結語
美國的債務危機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的縮影。它揭示了共和體制中問責真空的困境：在權力分立的框架下，缺乏有效且具約束力的最終問責機制，責任模糊、利益博弈和潛規則便會成為常態。豬肉桶政治從 19 世紀的萌芽，到如今的氾濫，反映了這一問題的長期積累與惡化。我們同時支持對現實政治格局的必要妥協（如推動某些有缺陷的法案以維持穩定和推進主要議程），也支持刺破其表象的深刻批判，因為兩者都是在不同層面應對問責真空的必要之舉。這種反思不應止於情緒化的反應，而應成為理性討論的起點，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到問責真空的複雜性和深遠影響。只有正視問題的本質，我們才可能為未來的改變找到方向，讓美國的政治體制更好地服務於公共利益。
